宫门匾额上“顺阳王府”四个新漆的金字，在秋日寡淡的阳光下，显得格外刺目。
曾经的皇帝，如今的顺阳王李孝，就住在这里。
他大部分时间，都待在临湖的一处偏殿里。殿内陈设简单，一床一榻，一案一椅，一架书，一副棋盘。案上那副棋盘是乳白色的玉石质地，边缘已摩挲得温润，那是他十岁生辰时，皇叔李贞所赐。
如今，棋盘对面总是空的，他只能自己执黑又执白，左手与右手对弈。落子声在空旷的殿内回响，清脆，孤寂。
他下得很慢，有时捏着一颗棋子，对着纵横十九道，能看上半个时辰。目光不是在看棋，而是穿过了棋盘，不知落向何处。
窗外庭院里，那几株老梧桐的叶子黄了，一片，两片，不疾不徐地飘落，在地上积了薄薄一层，也无人打扫。他就那么看着，从晨光熹微，看到日影西斜。
贴身伺候的两个小宦官，是内侍省新派来的，面容生疏，眼神里带着小心翼翼的畏惧和一丝疏离。他们不敢多话，只是按时送来三餐、茶水，更换炭盆。
饭菜是按亲王例制备的，不算差，四菜一汤，有时还有点心和时令果子。但李孝吃得很少，筷子在碗碟间拨动几下，便停了箸。
他迅速消瘦下去，原本合身的亲王常服，如今穿在身上显得有些空荡，脸色是长久不见阳光的苍白，鬓角竟已隐约可见几缕刺眼的白发。
每日午后，会有一个固定的访客。帝师杜恒，那个曾经教导他经史子集、帝王心术的年轻翰林，如今成了这上阳宫里，他与外界仅存的、有规律的联结。
杜恒是自己向太上皇李贞请罪的。在顺阳王府的牌匾挂上的第三天，他便跪在了庆福宫书房外，自陈“教导无方，有负先帝与太上皇所托，致使顺阳王行差踏错，恳请治罪”。
他穿着洗得发白的青色文士袍，背挺得笔直，脸上是毫不作伪的沉痛与自责。
李贞在书房里见了这位年轻的帝师。杜恒不过三十出头，面容清俊，因常年埋头书卷，身形有些单薄，但眼神清亮。
他原是大儒之后，学问扎实，尤精《春秋》和史论，因性情耿介、不喜钻营，在翰林院坐了多年冷板凳，直到被选为当时还是太子的李孝的讲师之一。
“罪在臣未能及时洞察顺阳王心绪，未能以正道规劝，致有今日之祸。”杜恒伏地，额头触着冰凉的金砖。
李贞看了他许久，才缓缓道：“起来吧。孝儿走到那一步，是他自己心魔作祟，也是朕……是我这个做叔叔的，或许逼得太紧，或许又放得太宽。与你一个教书的先生，有多大干系？”
杜恒抬起头，脸上露出愕然，随即是更深的愧色：“太上皇宽仁，然臣身为师者，未能防微杜渐，便是失职。”
李贞摆摆手，似乎有些疲惫：“罢了。你能来请罪，足见心性。孝儿如今……心境想必不佳。他自幼受你教导，对你尚存几分亲近。
你便依旧去上阳宫吧，一则，继续教他些诗书礼乐，磨磨心性；二则……”他停顿了一下，目光平静地看着杜恒，“也是替朕，看看他。”
这话里的意味，杜恒听懂了。是教导，也是监视，或许，还带着一丝不易言说的、对侄子境遇的复杂心绪与安抚。
他再次深深叩首：“臣，遵旨。必当尽心竭力，引导顺阳王修身养性，并将府中情形，如实禀报。”
于是，杜恒便每日午后，准时出现在上阳宫那扇沉重的朱红侧门前。
他提着一个简单的书篮，里面装着《论语》、《诗经》，有时是《史记》或《汉书》，还有一副他自己用的普通木制棋盘。守门的禁军验过腰牌，无声地放行。
起初，李孝对他极为抗拒。杜恒行礼，他视而不见；杜恒授课，他望着窗外发呆；杜恒摆开棋盘，他拂袖将棋子扫落一地。
“出去。”李孝的声音干涩嘶哑，带着压抑的怒火和屈辱，“朕……我不想见任何人。尤其是你。”
杜恒默默将散落的棋子一颗颗捡起，放回棋罐，动作不疾不徐。
他重新坐好，也不看李孝，自顾自翻开带来的《春秋》，用他那平和的、带点南方口音的官话，开始诵读讲解，仿佛只是在进行一次再寻常不过的授课。
“……郑伯克段于鄢。书曰‘郑伯’，讥失教也……”
李孝捂住耳朵，背过身去。
杜恒的声音不高，却清晰而持续，在寂静的殿宇中回荡。他讲《春秋》的微言大义，讲《史记》的兴衰更替，讲《汉书》的治乱得失。
他不评价当下，不提及任何与“谋逆”、“废立”相关的人和事，只是讲着古书上的道理，历史上的故事。
日复一日。
李孝的抗拒，在杜恒这种近乎顽固的平静面前，渐渐失去了力量。就像拳头打在棉花上，无处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