谋逆案的尘埃勉强落定，朝野的注意力，开始从对旧案的余悸，转向对新朝的期待，以及那些被耽搁许久的、实实在在的国事。
上阳宫的偏殿里，李孝的愤怒与绝望，被高墙深深锁住，只有破碎的砚台和满地的墨渍见证着他那无用的癫狂。
而在皇城的中心，真正的权力中枢，已经开始高效而平稳地运转，为这个刚刚完成更迭的王朝，规划着未来的方向。
朝会之后第三日，一份由李贞亲笔书写、加盖了太上皇金印的奏表，被送到了新帝李弘的御案前。这份奏表的内容，很快就在小范围内引起了波澜。
奏表中，李贞以“年事渐高，精力不逮，且新朝既立，当励精图治，宜由年富力强、通晓实务之臣总领枢机”为由，正式请求辞去他已担任多年的“内阁首辅”一职。
这并不完全出乎意料，毕竟新帝已立，李贞身为“太上皇”，虽仍掌最终决断，但将日常政务的处理权移交，是题中应有之义，也符合他逐渐退居幕后的姿态。
然而，奏表后半部分的内容，才是真正的焦点所在。
李贞在辞去首辅的同时，郑重举荐了接任人选，“户部尚书柳如云，秉性淑均，晓畅庶务，自执掌户部以来，厘清账目，开源节流，于国计民生颇有建树。更兼持重公允，能持大体，可总领内阁机要，协理阴阳。”
李贞举荐一位女子，而且是自己的妃子，担任内阁首辅，总理全国政务！
纵然柳如云的能力和政绩有目共睹，纵然李贞推行新政以来，女子为官、甚至身居高位已不鲜见（如兵部尚书赵敏）。
但“内阁首辅”这个位置实在太过重要，甚至因其总领皇帝秘书机构、预闻所有机要的地位，权力比前朝某些宰相还要集中。
让一位女子担任此职，依旧如同在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块巨石。
一时间，某些自诩“恪守古礼”、“维护纲常”的御史、言官，腹稿打了一篇又一篇，引经据典，准备在下次朝会上“死谏”。
然而，还没等他们找到合适的机会发难，李贞奏表中的其他几项人事提议，连同新任首辅柳如云可能带来的变动预期，就如同一连串组合拳，让许多潜在的反对者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奏表中，李贞还提议：擢升工部侍郎赵明哲为工部尚书，并入阁参预机务，理由是其“督造军器、主持工坊、规划铁路，屡有实效，于格物致用之道颇有心得”。
加授海东大都督、平壤道行军大总管薛仁贵“同中书门下三品”衔，虽不日常在京，但可“遥参军事，凡涉海防、藩属、边镇紧要军务，许其专折奏事，直达御前”。
同时，奏表明确，老成持重的刘仁轨（吏部尚书）、明察善断的狄仁杰（刑部尚书）、沉稳刚毅的程务挺（统领禁军）、赵敏（兵部尚书）、精于营造和实学的阎立本（将作大匠兼领工学院）等原内阁核心成员，全部留任。
这份新内阁的名单一出来，明眼人立刻就看出了门道。
首辅柳如云，是李贞的妃子，掌户部，精通财政，是李贞经济改革最核心的执行者之一，深得信任。
新入阁的赵明哲，是李贞另一个妃子赵欣怡的父亲，是李贞工坊、铁路、新式器械等一系列“实业”计划的得力干将，典型的实干派和技术官僚。
薛仁贵，军方大将，战功赫赫，镇守海东，他的“入阁”虽然遥领，但加上“专折奏事”的特权，意味着军事，尤其是涉及新罗、百济故地及倭国方向的军务，将在内阁中获得更直接、更强力的声音。
再加上留任的刘仁轨（代表传统文官体系且偏向李贞）、狄仁杰（李贞法治路线的坚定支持者）、程务挺（统领禁军，李贞的绝对亲信）、赵敏（李贞的妃子，兵部尚书）、阎立本（技术官僚代表，李贞“实业兴国”的标志人物）。
这个新的内阁班子，几乎就是李贞政策路线的“精华集结版”，而且通过联姻、旧部、共同理念，紧密地团结在李贞周围。
李贞辞去首辅，不是放权，而是以退为进，完成了一次核心权力层的“家族化”与“专业化”改造，确保了即使他不再直接处理日常政务，他的意志、他的政策，也能通过这个精心搭建的班子，得到最有效的延续和执行。
而那些潜在的反对者，在掂量了这份名单背后代表的财政、工建、军事、司法、人事、技术等方方面面的权力格局后，大多数人都明智地闭上了嘴。
反对柳如云？那就是反对整个李贞系的核心班底，反对当前正在推进并已初见成效的种种新政。在“谋逆案”刚过、李贞权威如日中天的当下，这无异于自寻晦气。
十月二十二，小朝会。
李弘端坐御座，看着御阶下躬身肃立的文武百官，年轻的脸上努力维持着平静。他已经提前和父亲李贞深谈过，明白这份人事安排的深远用意。
此刻，他需要做的，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