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敦煌，莫高窟。
道士王圆箓在清理第十六窟积沙时，无意中敲破了墙壁，发现了一个藏满古代写卷的洞窟（即今编号第17窟，藏经洞）。数以万计的南北朝至唐宋时期的文书、绢画重见天日，其中就包括一部唐代抄写的《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残卷。
当时中国的学界和政府，对这批瑰宝的价值认识不足，保护不力。1908年，法国汉学家保罗·伯希和来到敦煌，凭借其深厚的汉学功底，从王道士手中挑选了大量最具历史、语言、宗教价值的写本，《大乐赋》残卷正在其中。这批珍宝被运往巴黎，入藏法国国家图书馆东方写本部，《大乐赋》被编号为“pelliot ois 2539”（伯希和汉文写本2539号）。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学者也开始了对敦煌遗书的关注、劫余品的收集和研究。清末官员、收藏家端方（曾任陕西巡抚，对金石文物有浓厚兴趣）得知伯希和带走大量精品后，痛心疾首。他后来通过途径，设法获得了包括《大乐赋》在内的部分敦煌写卷的高清照片或摹本。1913年，在端方的资助和组织下，由着名学者罗振玉等人整理，这些敦煌文献（包括《大乐赋》）以先进的“珂罗版”印刷技术影印出版，辑为《敦煌石室遗书》等多种图录。尘封千年的《大乐赋》全文（尽管首尾略有残缺），首次以相对清晰的面貌呈现在中国学界面前。
民国时期。
思想解放，西学东渐，新文化运动冲击着旧礼教。敦煌学的兴起，使得学者们能够以更客观、学术的眼光看待这些新发现的文献。
罗振玉、王国维等大家在研究敦煌文献时，都注意到了《大乐赋》。他们主要从文献学、文字学角度进行校录、考订，指出其对于研究唐代社会风俗、语言、俗文学的价值。王国维可能在其关于唐宋戏曲史的论述中，将其作为考察当时社会观念的一则材料，但评价谨慎。
一些受新思潮影响的学者、作家，则从中看到了反抗礼教、肯定人性的意味。周作人等人倡导的“人的文学”，关注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大乐赋》中对两性关系的直白描写，虽然仍令许多人脸红，但至少可以放在“古代社会研究”或“性心理学”的框架下进行讨论了，不再单纯是“淫书”。
荷兰汉学家高罗佩（Robert van Gulik）在1940年代至1950年代深入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他广泛搜集中国、日本保存的相关文献，自然注意到了《大乐赋》。在他的代表作《中国古代房内考》中，高罗佩以专章论述了这篇赋。他不仅翻译了部分内容，更对其学术价值给予高度评价：“这篇文章文风优美，提供许多关于唐代的生活习惯的材料。” 高罗佩指出，《大乐赋》并非色情文学，而是严肃的文学作品，它以优美的骈文形式，系统地阐述了基于中医和道家理论的房室养生思想，并反映了唐代社会各阶层的性生活状况，是研究中国古代性文化、医学思想和社会史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高罗佩的学术地位和国际视野，使得西方汉学界开始正视《大乐赋》的价值。
但在中国国内，由于长期的思想禁锢和社会风气，公开的学术讨论仍然很少。《大乐赋》主要局限在少数史学、文学或医学史研究者的书斋中，作为专业性很强的参考文献被引用。大众对其几乎一无所知，或仍沿袭旧观念。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后。
随着改革开放，学术环境日益宽松，思想更加解放。中外学术交流频繁，高罗佩等人的着作被译介到中国。敦煌学成为国际显学，大量敦煌文献被整理出版或数字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机构的研究人员，在编纂《敦煌文献分类辑校》或研究唐代文学、社会史时，必然要面对《大乐赋》。学者们开始更全面、深入地研究它：
文学研究者分析其骈文艺术，探讨它在唐赋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其“以赋载道（医道、养生之道）”的独特性。
社会史研究者从中挖掘唐代婚姻观念、性别关系、阶层差异（如对贵族、僧尼、平民性生活的不同描写）、医学养生知识普及程度等信息。
医学史研究者将其与《医心方》、《千金要方》等医籍中的相关论述对比，考察唐代房中书的具体内容和理论实践。
性学研究者则视其为中国古代性观念、性技巧、性审美的重要文本，探讨其背后的文化心理。
争议依然存在。有些传统观念较深的学者仍认为其“格调不高”，不宜过分宣扬。但总体上，学术界已经基本认同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和独特的文学价值。它被收入《全唐文补编》、《敦煌赋校注》等权威文集，成为研究唐代文化无法绕过的一篇文献。
二十一世纪，网络时代。
信息爆炸，获取古籍原文变得异常容易。白行简和他的作品，迎来了一个复杂多元的“万朝反应”汇聚于同一时空的奇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