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临安。
朱熹理学已成显学，“存天理，灭人欲”的呼声日高。一位道学先生偶然从学生那里查缴到一本私下传抄的《李娃传》，勃然大怒，当即焚毁，并训斥道：“此等污人耳目、坏人心术之文，尔等岂可沾染！白行简此人，有才无行，专务淫词艳曲，尔等当引以为戒！” 《李娃传》尚且如此，《大乐赋》更被视为洪水猛兽，其名偶尔出现在一些卫道士抨击“晚唐淫靡文风”的言论中，作为反面典型被提及，但原文已极少人能见到，仿佛真的被“天理”涤荡干净了。
但在远离理学中心的地方，比如商贾云集、市井文化发达的杭州，某些书商为了牟利，会暗中刻印一些“禁书”，其中偶尔会夹杂《李娃传》的删节本（删去过于直露的描写）。购买者三教九流皆有，心照不宣。至于《大乐赋》，则彻底转入地下，成为只有极少数人才有缘得见的“秘本”，在收藏家、医家或具有异端思想者手中极其隐秘地传递。
元代。
蒙古入主中原，理学影响稍弛，俗文学兴起。元杂剧蓬勃发展。石君宝取材《李娃传》，创作了杂剧《李亚仙花酒曲江池》。杂剧将故事改编得更为戏剧化，强化了李娃（李亚仙）的贞洁与情义，郑元和（郑元和）的落魄与发奋也更具舞台效果。白行简的原着精神得以通过另一种大众艺术形式延续生命，活跃在勾栏舞台之上。市民观众为李亚仙的义举落泪，为郑元和的团圆喝彩，很少有人再去深究原作者是谁，以及他是否还写过更“出格”的东西。
此时，一位游方道士的背囊里，或许藏有包括《大乐赋》在内的若干唐以前房中养生文献的抄本，他视之为修炼辅助或医道传承的一部分，与金丹、符箓同等保密。在异族统治、文化碰撞的背景下，某些前代禁忌反而在夹缝中得以喘息。
明代。
小说创作蔚为大观。冯梦龙编纂“三言”，凌蒙初创作“二拍”，其中不少故事取材唐传奇。《李娃传》的故事模式——贵公子落难，风尘女救赎，最终团圆显贵——被多次借鉴改编。白话小说家们欣赏白行简叙事中的市井气息和情节巧思。
但同时，理学教化更趋严格，社会对“淫书”的打击力度空前。朝廷、地方官屡颁禁令。李贽等异端思想家赞赏《西厢记》《水浒传》等，但似乎未曾公开提及白行简及其《大乐赋》。或许因其过于直露，即便离经叛道的李贽，也觉得不便为其张目。
《大乐赋》的流传更加隐秘。它可能被改头换面，截取片段，融入某些艳情小说之中，但其作为独立完整文献、尤其是其序言中鲜明的哲学与医学背景，已鲜为人知。大多数士人若听到这个名字，只会鄙夷地将其与《如意君传》《绣榻野史》等明后期流行的艳情小说等同视之，绝不会想到它出自一位唐代进士、官员之手，且有着古老的学术渊源。
清代。
考据学兴盛，学者重视古籍辑佚。但理学依然是官方意识形态，文字狱阴影笼罩。纪昀编纂《四库全书》，对于书籍的去取极其严格，标准是“有益于世道人心”。《李娃传》因被视为“猥亵”之作，未能入选《四库》。《三梦记》篇幅短小，内容尚属“志怪”范畴，或有零星收录于某些丛书，但亦不显。至于《大乐赋》，根本不可能进入官方修书的视野。
然而，正是在清代，转折悄然发生。
一方面，在内府藏书或极少数顶尖学者、藏书家的秘藏中，可能存有《大乐赋》的早期抄本线索，但被视为不祥之物，秘不示人。
另一方面，日本保存的中国古代文献开始引起一些中国学者的注意。日本医家丹波康赖于公元984年编纂的《医心方》中，引用大量中国隋唐以前已佚的医书，包括房中书。清代中叶以后，随着中日文化交流（主要是通过商船和少量学者），一些中国学者得知《医心方》的存在及其价值。
时间来到光绪年间。
湖南学者叶德辉，学识渊博，尤好收集古籍，特别是涉及古代礼制、风俗、医学的“偏僻”文献。他通过各种渠道，接触到了从日本回流的《医心方》抄本或刊本。在研读其中“房内”篇时，他震惊地发现了大量中国已佚的古代房中文献引文，其中就包括白行简《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的片段！
叶德辉敏锐地意识到这些文献的学术价值。它们并非简单的“淫书”，而是古代医学、养生学、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材料。他顶住巨大压力（当时社会风气仍极端保守），开始着手辑录整理。他将从《医心方》等书中辑出的《素女经》、《洞玄子》、《玉房秘诀》等，连同《大乐赋》的片段，编入自己的《双梅景闇丛书》。在序跋中，他试图从学术角度为其正名，强调这些是古代“方技”之学，关乎生命之道，不应以俗眼观之。但这套书刊印后，仍被当时大多数卫道士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