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康坊的酒肆里，说书人一拍醒木，唾沫横飞地讲着新近流行的《李娃传》。座中酒客听得如痴如醉，时而为荥阳公子的落魄扼腕，时而为李娃的义举击节。坊间私下传抄的本子，已被翻得卷了边。
“这白行简，真乃奇才！写的虽是娼妓，却比那满口仁义道德的酸儒强上百倍！”一个满脸络腮胡的武官灌下一大口酒，粗声赞道。
邻桌几个身着襕衫的文士却面露不屑。其中一人捻着胡须，低声道：“白乐天之弟，竟专好此等闾巷淫秽之事，有辱斯文。听闻他还写了更不堪的玩意儿，叫什么……《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
“嘘——小声些！”另一人慌忙制止，左右张望，“此等文字，岂可在此喧哗？私下看看便罢，若被御史听闻，少不得扣上个‘伤风败俗’的罪名。”
“怕什么？如今圣人（指皇帝）都不忌讳这些。听说宫里还藏有《洞玄子》呢。”一个年轻些的士子不以为然，“我倒觉得，白行简笔下的人间烟火，比那些空泛的应制诗有趣得多。”
酒肆一角，一个头戴幞头、穿着半旧青袍的中年男子独自饮酒，听着众人的议论，嘴角噙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笑。他正是刚从剑南东川卸任归京不久的白行简。兄长官居要职，诗名满天下，而他这个弟弟，却因几篇“杂书”成了市井谈资。他不在意。官场的案牍劳形，远不如在这烟火气里，听人们评说他的故事来得真切。
此刻，东市一家书坊的后院，掌柜正催促工匠加快刻版。“快些！《李娃传》的需求又来了五十本！还有，昨日刘尚书府上派人来问，有没有白行简的新作？加钱也行！”
工匠一边雕版，一边嘀咕：“这白行简，写的都是些什么呀……不过，卖得是真火。”
同一时刻，崇仁坊一处幽静的宅邸内，白居易正与元稹对坐品茗。元微之（元稹）放下茶盏，叹道：“乐天，行简这篇《李悔传》……文采斐然，情节跌宕，确是好文章。只是，题材终究非正道所倡。你何不再劝劝他？以他的才学，若专心诗赋，成就未必在你我之下。”
白居易看着庭中落叶，缓缓摇头：“微之，你我都知，行简志不在此。他眼中所见，心中所感，是平康坊的悲欢，是市井里的冷暖。诗，装不下他那个‘人间’。由他去吧。他的文章，我俱都收着，后世自有公论。”
元稹闻言，沉默片刻，点头道：“也是。你那篇《长恨歌》，不也曾被诟病‘风情太甚’？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只是他那篇《大乐赋》……实在惊世骇俗，我偶然得见残篇，虽知其中援引经典，合于医道，然笔墨过于直露，恐非福也。”
白居易眉头微蹙，想起弟弟将那卷帛书递给自己时，眼中闪烁的、近乎执拗的光芒。“此赋为懂者作，腐儒何知？”弟弟的话犹在耳边。他最终只是长叹一声：“我已嘱他谨慎收存，莫示外人。然其性情如此，强求不得。”
晚唐。 战乱频仍，长安不复昔日繁华。一位避乱南迁的士人，在行李中小心翼翼藏着一卷手抄的《李娃传》和几页残破的《三梦记》。颠沛流离中，许多典籍散佚了，他却始终舍不得丢下这两卷。夜深人静时，他会就着昏暗的油灯翻阅，故事里那个鲜活的长安，那个有情有义的李娃，那些似真似幻的梦，是他对故都盛世最后的一点念想。至于《大乐赋》，他只闻其名，未见其文，想来已在战火或刻意的销毁中湮灭无闻了。
五代十国，后蜀。 赵崇祚编纂《花间集》，收录温庭筠、韦庄等十八家词作，词风香软秾丽，多写闺情离愁。有人提起唐代白行简的《李娃传》，言其虽为小说，然写情之深挚、叙事之婉转，不下于花间词。一位参与编纂的老学士捻须沉吟：“白行简之文，叙市井儿女事而能臻于此境，确有过人处。然其体例终非词曲，且另有……淫褒之作，不宜与《花间》清雅并列。”于是，《花间集》中并无白行简只字片语，他的传奇与赋，继续在更隐秘的渠道里，于爱好者的抄写中艰难流传。
北宋，汴梁。
理学初兴，世风渐趋保守。一座雅致的书斋内，欧阳修与几位文人正在编纂《新唐书》。当议及白氏兄弟时，欧阳修对白居易的诗歌评价甚高，提及白行简，则笔锋一转：“行简文笔有足称者，然《李娃传》虽情节曲折，终述倡优之事，格调不高。至若《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更是等而下之，悖于礼教，当为士林所不取。” 最终，《新唐书·艺文志》中，白行简名下仅录其文集二十卷（已佚），《李娃传》《三梦记》皆不载，遑论《大乐赋》。官修正史的沉默，是一种清晰的贬斥。
然而，民间与地下阅读从未停止。东京汴梁的勾栏瓦舍里，《李娃传》的故事被改编成诸宫调或杂剧片段，伶人演来，观众依旧为之动容。一些士大夫私下寻求《大乐赋》，并非全然出于猎奇。精通医道的士人，或许能从其中看到与《医心方》（北宋初年，日本丹波康赖编纂，收录大量中国已佚医书，包括房中着作）引文相印证之处，视其为古代医学文献的旁支。但公开谈论，是绝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