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让孩子们用树枝在沙盘上写。写对了表扬，写错了纠正，手把手教。一个叫铁蛋的孩子写了十遍才写对，李健没骂，反而说：“铁蛋有耐心，好样的。”
孩子们兴致勃勃。这种教学法，比干背“耕，耕田之耕”有趣多了。下课后，孩子们还在沙盘上写写画画，互相比赛。
年轻教师们跟着学。李定国教算术时，带孩子们去粮仓，实地测量麻袋高度、粮堆体积，回来算能装多少粮食。孙账房教记账，用真的账本示范，孩子们学怎么记收支。周郎中教卫生常识，带孩子们去河边，演示怎么用肥皂洗手，洗手前后水里的脏东西对比。
课堂活跃了，孩子们爱上学了。以前上学像受刑，现在像玩耍——虽然也得动脑子，但动得高兴。
但新问题又来了：孩子们基础差别太大。同一个班，有的已经会背《三字经》，有的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有的算数快得很，有的数到二十就卡壳。按年龄分班不合理，聪明的孩子觉得无聊，总捣乱；慢的孩子跟不上，自卑。
“得分级教学。”李健说，“按实际水平分班，每级学不同的内容。学得快的可以跳级，学得慢的可以留级，但留级不是惩罚，是帮助——多学一年，基础打牢。”
分级制实施了。先考试——简单的识字、算术测试。结果出来：三百个孩子，分成了六级。一级（零基础）五十人，二级（会几十个字）八十人，三级（会百字、简单算术）七十人，四级（能读简单文章、二位加减）六十人，五级（能写短文、乘除）三十人，六级（相当于初小毕业）十人。
分级后，教学更有针对性。一级班从“天地人口手”开始教，六级班已经开始学《常识册》里的农技知识，甚至简单的几何。
效果立竿见影。聪明的孩子不觉得无聊了，李健给六级班开了“拓展课”：教他们看地图、写信、甚至简单的记账。慢的孩子也不自卑了，在适合自己的班级里慢慢进步。
教育体系初步成形：蒙学（一至三级，识字算术基础）一到两年，初学（四至五级，加深加常识）两年，高学（六级，实用技能）一到两年。总共五到六年，免费——其实是用联盟税收支付，每个孩子每年成本大约五十斤粮，但对家长来说，就是免费。
但更大的挑战在后面：那三十个大龄孩子（十三到十五岁），很多已经要帮家里干活，不能全天上学。还有几十个成年人——他们小时候没机会读书，现在看着孩子上学，心里痒痒。
“办夜校。”李健说，“晚上上课，白天干活。教材一样，进度慢些。先生……李定国，你愿意教夜校吗？”
“愿意！”李定国毫不犹豫，“我晚上本来就要训练，训练完正好上课。就是……夜校没灯油。”
“灯油联盟出。”李健拍板，“再穷不能穷教育，再黑不能黑课堂。”
夜校开班那天晚上，学堂最大的教室挤满了人。五十多个大孩子，二十多个成年人，有男有女。油灯点了八盏，还是昏暗，但学生们的眼睛亮得像星星。
李定国站在前面，他换了身干净衣服，但袖子挽着，露出结实的小臂——刚训练完。他先教识字，从“夜”“校”两个字开始。
“夜，晚上。校，学堂。夜校，晚上上的学堂。”他声音洪亮，在黑夜里传得很远，“咱们白天干活，晚上学习。累不累？累。值不值？值！因为识字了，就能看懂布告，会算账了，就不会被人骗。咱们不是为科举，是为活得更明白！”
下面的人拼命点头。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手上全是老茧，握笔像握锄头，但他写得认真，一笔一画。他说：“我爹不识字，卖地被骗了，地契上写的是‘永久租赁’，他以为是‘卖断’。我要识字，以后不受骗。”
夜校每晚一个时辰（两小时），风雨无阻。慢慢地，成了新家峁一景。晚上，其他地方都安静了，只有学堂亮着灯，传来读书声、算盘声、讨论声。
教育，像一盏灯，在新家峁点亮。不仅照亮了孩子，也照亮了成年人，照亮了那些曾经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的人。
王秀才变化最大。以前总觉得自己怀才不遇，满腹经纶无处施展，整天唉声叹气。现在每天忙得脚不沾地，备课、上课、批作业、家访，晚上倒在炕上就睡，但脸上有光了。他说：“以前读圣贤书，为了科举，为了做官。现在教书育人，看着孩子们一天天进步，铁蛋会写自己名字了，红丫会算账了，比中举还高兴。”
李定国更是找到了方向。他白天抽空教孩子，晚上抽空教大人，半夜自己还读书——李健给了他几本“兵书”，其实是李健凭记忆写的简易版《孙子兵法》《纪效新书》，夹杂着自己对现代军事的理解，根据地发展壮大，农村包围城市，游击战等。李定国如获至宝，每晚读到油尽灯枯。
“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