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
“我知道这很残酷。”李健打断他，“但这就是现实。咱们现在能做的，是让新家峁这座孤岛，变得更坚固，更富足。也许有一天，咱们强大了，能辐射出去，帮助更多人。但现在，不行。现在收人，是害人害己。”
李大嘴黯然低头。其他人也沉默。他们都懂这道理，但心里难受。
李健何尝不难受？每次看到流民经过，他都心如刀割。有一次，一个母亲抱着饿死的孩子，坐在路边，眼睛空空的，像两个黑洞。他想给点粮食，被苏婉儿拉住了：“李健，给了一个，会有十个、一百个围上来。咱们给不起。”
他知道苏婉儿是对的。乱世中，慈悲需要实力支撑。没有实力的慈悲，是愚蠢，是自杀。他不能拿这三千八百人的性命冒险。
他只能先顾好眼前这三千八百多人。
而这三千八百多人，没有辜负他的努力。秋收后，村里没闲下来，反而进入了建设高潮。
健安堂建成了。三间青砖瓦房，窗明几净，门口挂了匾——吴先生写的“健安堂”三个大字，苍劲有力。老郎中搬进去那天，摸着新药柜（赵木匠打的，榫卯结构，带抽屉），老泪纵横：“我这一辈子，做梦都想有个像样的医馆。没想到，临老临老，实现了。”
健安堂开张，免费义诊三天。第一天就来了两百多人——不是都有病，有的是来看新鲜的。老郎中带着秀兰等五个学生，忙得脚不沾地。看病的、抓药的、学医的，把三间屋子挤得满满当当。
学校也扩建了。新校舍盖在村子中心，三间大教室，青瓦白墙，窗棂上还雕了花（韩师傅的手艺）。能容纳一百五十个孩子。教师除了吴先生，还多了两个老童生——都是逃荒来的，读过书但没考中秀才，吴先生考校了学问，还行，就聘了。
课程除了识字、算术，还加了卫生常识、农技基础、甚至简单的历史地理。李健说：“要让孩子们知道，读书不光为科举——现在科举也乱了，考了也没用。读书是为明理，为生计，为把咱们新家峁建设得更好。”
吴先生深以为然。他编了《新家峁蒙学读本》，手抄了五十本。里面除了《三字经》《千字文》，还有新家峁的历史（从王家峁说起）、卫生条例（图文并茂）、农谚歌谣（“清明前后，种瓜点豆”）。虽然粗糙，但实用。孩子们爱读，因为说的是身边的事。
工坊区继续扩大。铁匠铺分成了兵器坊和农具坊——孙铁匠带大徒弟管兵器，二徒弟管农具。瓦窑分成了砖瓦窑和陶瓷窑——老谢管砖瓦，他儿子管陶瓷。木工坊分成了建筑木工和家具木工——韩师傅管建筑，他侄子管家具。
分工细化，效率提高。农具坊新打的犁，轻便好用，一头驴就能拉；陶瓷窑烧出的碗，虽然还是粗陶，但釉面均匀，不渗水；家具坊做的桌椅，榫卯严实，不用钉子。
最让李健高兴的是，工匠们开始自发搞创新。不用他催，自己琢磨。
韩师傅改进了水车磨坊的传动装置——原来全是木齿轮，容易磨损。他打了铁齿轮替换关键部位，效率提高两成，还耐用。
老胡发明了“石碾车”——用驴拉的大石碾，直径六尺，重千斤。用来压路面、压麦场，省力又平整。他给石碾起了个名：“太平轮”，说“碾过的地方都太平”。
老谢试验成功了“琉璃瓦彩釉”——虽然只是简单的绿、黄、褐三色，但让新建的公共建筑（学校、医院、议事堂）有了色彩，阳光下闪闪发亮。孩子们说：“咱们的屋子会发光！”
这些创新，李健都给予重奖。韩师傅得了五十工分，老胡得了三十工分加一块香皂，老谢得了二十工分加一匹细布。还在议事堂门口立了“创新光荣榜”，把他们的名字和成果刻上去。
工匠们干劲更足了。他们知道，在新家峁，手艺值钱，创新光荣。有人开始私下较劲：你能改进水车，我就能改进纺车；你能烧彩釉，我就能打利刃。
人口增长，带来了劳动力增加，也带来了消费需求。集市应运而生。
每旬（十天）一次，在打谷场举办集市。本联盟的人可以摆摊，不用交税，但要在苏婉儿那儿登记。交易的物品五花八门：农妇卖鸡蛋、蔬菜、粗布；工匠卖木器、陶器、铁器；妇女组织卖肥皂、草纸、接生包；甚至有人卖小吃——炸油糕、蒸馍馍、煮羊杂（羊是养的，数量少，偶尔宰一头，羊杂便宜）。
开始只是以物易物：三个鸡蛋换一把青菜，一个陶碗换两斤麦子。后来用“工分券”作为媒介——工分券是联盟发行的，巴掌大的纸片，盖着公章，面额有一分、五分、十分、五十分。凭券可以到仓库兑换粮食、日用品，也可以在集市交易。
集市很热闹。旬日那天，打谷场上人头攒动，讨价还价声、吆喝声、笑声，混成一片。孩子们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