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兵剿“匪”——其实是饥民聚在一起抢粮。杀良冒功，把老百姓的脑袋砍下来当贼首领赏。百姓说：“贼来如梳，兵来如篦，官来如剃。”梳子梳一遍还能剩点，篦子篦一遍就光了，剃刀……剃刀刮过头皮。
朝廷？朝廷在干什么？
吴先生从西安府弄来的《邸报》上写着：皇上忧心国事，日夜操劳，减膳撤乐；阁老们争论不休，是剿是抚，互相攻讦；太监们忙着收受贿赂，卖官鬻爵——一个知县缺，标价三千两。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吴先生念着杜甫的诗，老泪纵横，“一千年前是这样，一千年后还是这样。不，现在更甚！至少杜甫那时候，还没易子而食！”
李健看着邸报上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心里冰凉。他知道历史，知道崇祯皇帝虽然勤政，但刚愎自用，用人多疑——今年刚杀了袁崇焕，自毁长城。知道朝堂上党争不断，东林党、阉党、浙党，互相倾轧，不管百姓死活。知道地方官贪腐成风，层层盘剥——朝廷加税一分，到百姓头上就是一钱。
历史上的崇祯四年，起义军已然发展成了三大势力，王左桂、王嘉胤、神一魁各占一方弄的后方起义迭起，兵连祸结。酝酿四年多的起义，成了席卷各处的民变，容不得崇祯再不重视了。
面对如此时局，崇祯只能派遣能文能武的重臣洪承畴出马，任职三边总督。
改之前的安抚政策为围剿政策。
到任三边总督的洪承畴，在观察起义军时局之后，提出了自己的思路，那就是围剿，一劳永逸的解决民变问题。
至于他为何有如此底气，则不得不说他对于起义军的认知非常清楚。
那个时候的起义军与其说是军人，不如说是流民组成的乌合之众，部队中都是携老扶幼之辈，能打仗的壮年男子十万人中也不过一二万而已，看上去声势浩大其实并没有多难对付。
只要将带头的杀死，那些拥有抵抗力的壮年男子就会溃散，其余的人，完全不值一提。
于是，率领大军剿匪的洪承畴用正确的战略方针，成了起义军的噩梦。
为了瓦解王左桂、王嘉胤、神一魁这三大起义军势力，洪承畴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方式剿灭。
他先是用各种优待召降了王左桂，随后又在这王左桂吃饭的时候，趁其不备，将他给杀了，失去了带头人的起义军，人心涣散。
洪承畴几乎兵不血刃就解除了王左桂部的武装。
解决完容易忽悠的王左桂后，洪承畴又派遣重兵围剿王嘉胤部，乌合之众的王嘉胤部那是大明正规军的对手，被围之后的他们，无奈选择突围。
突围关键时刻，洪承畴亲身犯险去往前线指挥，在名将曹文诏助力之下，经过连番激战，打的起义军溃不成军。王嘉胤被杀余部纷纷溃散，王嘉胤部土崩瓦解。
洪承畴绝对是干臣，一举消灭了三大势力中的两股，当然不会放过最后一股神一魁部。
这次，洪承畴派遣猛将曹文诏出马，一路追击神一魁部，早已成惊弓之鸟的神一魁部，面对占尽优势的明军一路溃退，在宁夏被彻底消灭。
洪承畴一路高歌，将明末农民起义中最早的三大反王势力消灭，让崇祯心安了一段时间。
但是，农民为何会起义，归根结底就是活不下去，只要活不下去，就会有无数人参加义军。
官府杀死了义军的领袖，却不解决农民吃饭的问题，这起义一定会死灰复燃，一定会越燃越旺，毕竟兔子急了还咬人。
果不其然，在三大势力被剿灭之后，起义军的活动和斗争依旧在延续。
曾经的带头人死了，流民就拥立新的带头人。而新的带头人在明末大多都是风云人物，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罗汝才、王自用......
在这个系统性的崩溃中，个人的努力微不足道。新家峁这三千八百人，放在大明两亿人口里，像沙漠里的一粒沙。
但他还是想努力。至少，在这片三千八百多人的土地上，他看到了另一种可能。
不是“朱门酒肉臭”，而是“家家有余粮”——秋收后，每户分了五十斤麦子过年，孩子们兜里揣着炒麦粒当零嘴。
不是“路有冻死骨”，而是“街道整洁人安康”——排水沟畅通，公厕干净，老人坐在门口晒太阳，孩子在路上玩耍。
不是“易子而食”，而是“婴儿啼哭健壮”——健康堂里，新生儿们排排睡，小脸红扑扑，接生员们忙着换尿布、教喂奶。
这对比，太残酷，也太珍贵。
“李盟主，”李大嘴小心翼翼地问，声音压得很低，“咱们……能不能救更多的人？外面那些流民，太惨了。我昨天看见一队，大人皮包骨头，孩子……孩子饿得不会哭了，就瞪着眼看天。”
李健沉默良久。他看着李大嘴，看着会议室里所有人——他们眼里都有同样的不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