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长明记下：“另外，刚收到消息，保定世纪花园的开发商老板，昨天从境外回来了。”
“回来了？”林杰有些意外，“不是跑路了吗？”
“据说是主动回来的，还带着律师。说是要配合政府解决问题。”
“这么配合？”林杰笑了，“恐怕是听到风声，知道躲不过去了，回来争取宽大处理。”
“还有一件事。”许长明犹豫了一下，“李副部长的秘书，刚才打来电话，说老领导想请您吃个饭，时间地点您定。”
“鸿门宴啊。”林杰摇摇头，“回复他，就说我最近忙，等空了一定去拜访老领导。至于吃饭，就不必了。”
“这样回绝，会不会......”
“会不会得罪人？”林杰替他把话说完，“得罪就得罪吧。我要是怕得罪人，就不会查这个案子了。”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窗外，车流如织，城市的脉搏在跳动。
“长明，你说那些开发商，为什么敢这么肆无忌惮地调整教育用地？为什么敢挪用预收的学费？为什么敢在出事后买天价保险？”
许长明想了想：“因为利润太大，风险太小。”
“对。”林杰点头，“一块地，改个用途，就能多赚几个亿。出事了，交点罚款，或者像现在这样，买份保险，就万事大吉。这么划算的买卖，谁不做？”
他转过身：“所以我们要做的，不是抓一两个开发商，罚一两笔钱。而是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个游戏的规则——让违规的成本高到他们承受不起，让守法的收益大于违法。”
“怎么改？”
“第一，提高罚款标准。挪用一块教育用地，罚出让价的三倍、五倍，罚到他倾家荡产。第二，建立终身追责制。谁签的字，谁做的决定，不管过去多少年，不管人走到哪里，都要负责。第三，引入公益诉讼。老百姓可以联合起来，起诉违规的开发商和政府，要求赔偿。”
林杰说得很快，显然这些想法在他脑子里酝酿很久了。
“但这需要修改法律。”许长明说。
“那就修法。”林杰说得干脆，“人大那边，我去沟通。这个领域的法律漏洞，必须补上。”
正说着，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
一个年轻工作人员探进头：“林书记，有位老同志在接待室等您，说是您的老朋友。”
“谁？”
“他说他姓李，原住建部的。”
林杰和许长明对视一眼。
说曹操，曹操就到。
“请他进来吧。”林杰说，“正好，我也想见见这位李副部长。”
五分钟后，一个头发花白、精神矍铄的老人走进办公室。
他穿着中山装，手里拄着拐杖，走路却稳当得很。
“林书记，打扰了。”老人笑呵呵地说，“不请自来，还望见谅。”
“李部长客气了，请坐。”林杰起身相迎，“您是老领导，应该我去拜访您才对。”
“不敢当不敢当。”李副部长在沙发上坐下，“你现在是院领导，日理万机，我哪敢让你跑。”
两人寒暄了几句，李副部长切入正题。
“林书记，我听说你在查教育用地调整的事？”他问得很直接。
“是。”林杰也不绕弯子，“过去十年，全国调整了九万八千亩教育用地，少建了两万两千所幼儿园。这个窟窿太大，必须补上。”
“是该查。”李副部长点头，“不过林书记，有些情况你可能不了解。当年那些调整，都是有特殊背景的。比如2008年金融危机后，地方财政困难，需要土地出让收入来稳增长、保就业。又比如新型城镇化推进过程中，城市功能布局需要优化调整。这些都不是简单的‘违规’问题。”
“我理解当时的背景。”林杰说，“但背景不能成为理由。教育用地是红线，这条线划在那里，就是要守住的。今天以这个理由调整一点，明天以那个理由调整一点，红线就成了虚线，最后什么都没有了。”
李副部长的笑容淡了一些：“林书记说得对。不过我在想，我们是不是可以采取更柔和的方式？比如，对过去的调整，只要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是不是可以从宽处理？对开发商，只要愿意补建或者补缴费用的，是不是可以给条出路？毕竟，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大局。”
“李部长，”林杰看着他，“您说的严重后果指的是什么？一个孩子上不了幼儿园，对一个家庭来说，算不算严重后果？一百个孩子上不了，算不算？一万个呢？”
李副部长沉默了。
“至于开发商，”林杰继续说，“他们违规获利的时候，可没想过给老百姓出路。现在要他们承担责任，就要给出路了？这不公平。”
“那你打算怎么做？”李副部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