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士睁大眼睛：“医生，我们不能...”
“我们能。”雷诺阿打断她，“因为我们没有选择。这是战争，不是医院。在这里，仁慈有时是最残忍的。”
他回到帐篷，开始分类伤员。能走动的：二十三人。需要担架但可能存活的：十五人。注定死亡的：三十一人。
他走到注定死亡的那一区。一个双眼缠着绷带的年轻士兵抓住他的手腕：“医生，告诉我实话。我会死吗？”
雷诺阿看着绷带下渗出的血迹——眼球破裂，颅内感染，无药可救。“你会去一个没有痛苦的地方。”他最终说。
“是天堂吗？”
“是的。”雷诺阿撒谎，“那里没有炮火，没有饥饿，没有伤痛。你会看到所有你爱的人，他们会等你。”
士兵笑了：“那真好。谢谢，医生。”
雷诺阿给他注射了三倍剂量的吗啡。士兵在三十秒内睡去，呼吸逐渐变浅，最终停止。
他继续，一个接一个。有些士兵平静接受，有些挣扎，有些诅咒。雷诺阿全部处理，手很稳，心已死。
当他处理完最后一个时，帐篷外传来德语喊话声。德军到了。
雷诺阿脱下沾满血污的白大褂，挂到墙上。他整理好军装，戴正军帽，走到帐篷入口。
五个德国士兵端着步枪，枪口对着他。为首的是一脸疲惫的年轻中尉。
“你是这里的指挥官？”中尉用生硬的法语问。
“军医让·雷诺阿，凡尔登医疗站负责人。”
中尉扫视帐篷内的惨状——尸体，伤员，血迹，截下的肢体。他的脸色发白，但努力保持镇定。
“伤员数量？”
“现有伤员三十八人，其中十五人无法移动。死者...三十一人。”
中尉犹豫了。按照命令，军事医疗人员应被俘虏，伤员应被接收。但德军的医疗资源也已经紧张到极限。
“能走的伤员，跟我的部队走。不能走的...”他停顿，“我们会留下医疗物资和一名卫生员。”
这是超出命令的仁慈。雷诺阿点头：“谢谢。”
“不用谢。”中尉转身准备离开，又停下，“医生，这场战争...值得吗？”
雷诺阿看着这个可能比他儿子还年轻的德国军官。“没有战争值得。但既然开始了，我们只能尽力让结束不那么丑陋。”
中尉敬了个礼，离开了。
雷诺阿回到帐篷，开始组织还能走的伤员。他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工作了四个月的地方——地狱的前哨站。然后带领幸存者，走向未知的命运。
外面，凡尔登在燃烧，德军在前进，法军在溃退。
但在这个小小的医疗帐篷里，一个德国中尉和一个法国军医，在战争的废墟中，交换了短暂的人性时刻。
也许这不能改变什么。但也许，正是这些微小时刻，让人类在疯狂中仍然值得被拯救。
正午12时，德军前线指挥所
卡尔·施密特上尉的报告很简单：“d7区域清理完毕。击毙抵抗者四十七人，俘虏十九人。发现地下指挥所，已爆破封锁。我军损失：阵亡九人，伤二十三人。”
集团军司令部的回复更简单：“继续推进。目标：凡尔登市政厅，今天日落前占领。”
施密特看着地图。从当前位置到市政厅，直线距离一点七公里，但需要穿过完全摧毁的城区，每条街道都可能埋伏，每座废墟都可能隐藏狙击手。
他的连队已经连续作战九小时，弹药消耗过半，士兵疲惫不堪。但他知道，不能停——停下就意味着给法军重组的机会，意味着更多伤亡。
“重新编组。”他下令，“第一、第二排合并，组成突击队。第三排提供火力支援。伤员后送，阵亡者...就地掩埋，标记位置。”
士兵们沉默地执行。在战场上，悲伤是奢侈品，只有任务才是真实的。
他们继续前进，穿过燃烧的街道。凡尔登城已面目全非：教堂只剩骨架，房屋变成瓦砾堆，树木焦黑如炭。偶尔能看到平民的尸体，保持死亡时的姿势——逃跑，躲藏，祈祷。
在一个半塌的面包店前，施密特看到了奇异的景象：烤箱还在燃烧，面包师趴在柜台后，手里紧握擀面杖。他显然是试图用这可怜的武器抵抗，或者只是死前抓住最熟悉的东西。
“记录位置，”施密特对副官说，“战后...如果有人来寻找的话。”
副官记录坐标。但两人都知道，战后可能没人会来。凡尔登将成为禁区，纪念碑，集体坟墓。个体的死亡将被集体记忆淹没。
他们接近市政厅广场时，遭遇了真正有组织的抵抗。法军在这里设置了最后的防线：两挺机枪，约三十名士兵，依托市政厅的断壁残垣。
“迫击炮！”施密特下令。
三发炮弹落下，摧毁了一挺机枪。但第二挺还在开火，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