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费弗尔站起身，跛着腿走到酒窖门口，向外望去。营地里，士兵们三五成群地聚集，低声交谈。没有人训练，没有人保养武器，没有人做进攻前的准备。只有一种沉重的、充满怨恨的等待。
他看到一个年轻士兵——可能不到二十岁，应该还在上学或学徒的年纪——坐在一个弹药箱上，呆呆地看着手中的照片。勒费弗尔走过去。
“家里来信？”他温和地问。
士兵抬头，眼神空洞：“我哥哥。第87步兵团的。三天前阵亡的通知到了。同一天，我收到了进攻命令。”
勒费弗尔的心沉了下去。这样的故事在法国军队里太常见了：兄弟相继战死，父子先后阵亡，整个家庭被战争摧毁。
“我父亲1914年死在马恩河，”士兵继续说，声音平淡得像在说别人的事，“我哥哥现在死在香槟。我母亲的信里说，如果我也死了，她就没人可失去了。”
他抬起头，看着勒费弗尔：“中尉，你说我该怎么办？服从命令去死，让母亲孤独终老？还是违抗命令活下来，让母亲有个儿子，哪怕是个懦夫的儿子？”
勒费弗尔无法回答。这是一个没有正确答案的问题。战争把每个人逼到这样的绝境：选择死亡，或者选择耻辱；选择国家，或者选择家庭；选择抽象的责任，或者选择具体的人性。
“我会尽我所能保护你们，”他最终说，知道这句话多么苍白无力。
士兵苦笑，收起照片，走开了。
勒费弗尔回到酒窖。杜邦还在那里，又卷了一支烟。
“你看到了，”杜邦说，“这就是我们的军队。身体还在，灵魂已经死了。他们还能呼吸，还能走路，还能射击，但已经不相信了。不相信胜利，不相信将军，不相信战争的意义。”
“那我们呢？”勒费弗尔问，“我们这些军官呢？我们还相信吗？”
杜邦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我相信一件事：如果再有一次像索姆河或凡尔登那样的屠杀，法国军队会崩溃。不是撤退，不是失败，是彻底崩溃。士兵会放下武器，转身回家，不管什么命令，不管什么军法。而到那时……”
他没有说完，但勒费弗尔明白：到那时，德国人只需要走进来，占领法国，赢得战争。三年牺牲，百万人死亡，最终以彻底崩溃告终。
下午，师部召开了军官紧急会议。师长夏尔·芒然少将——一个精明但疲惫的老军人——站在简陋的讲台前，试图鼓舞士气。
“先生们，我知道部队中有……不安情绪。但我们必须理解大局。尼韦勒将军的计划是经过精心准备的，我们有前所未有的炮兵优势，有新的战术，有……”
“有新的死亡方式，”后排有人低声说，声音不大，但足够让全场听到。
芒然将军的脸抽搐了一下，但假装没听见：“……有胜利的保证。这次进攻将是决定性的。我要求各位军官以身作则，鼓舞士兵，确保命令得到执行。”
“将军，”一个营长站起来，“我的部队已经连续作战十六个月，没有像样的休整。士兵疲惫不堪，许多人患有战壕足、战壕热、弹震症。在这样的状态下发动大规模进攻……”
“状态可以改善！”芒然打断，“我已经批准增加配给，发放额外烟草，安排后送最严重的伤病员。但进攻必须进行，这是总司令部的命令。”
“如果士兵拒绝呢？”另一个军官问，问题直接得危险。
会议室陷入死寂。所有人都盯着芒然将军。
将军深吸一口气：“根据军法，拒绝执行作战命令是死罪。但……我相信不会到那一步。法国士兵是勇敢的，是爱国的，他们会在关键时刻履行职责。”
空话，勒费弗尔想。勇敢？爱国？这些词汇在三年的屠杀后已经失去了意义。当你的兄弟、朋友、战友一个个死去，当你看到同样的进攻重复一次又一次，同样的死亡重复一次又一次，勇敢变成鲁莽，爱国变成愚忠。
会议在压抑的气氛中结束。勒费弗尔走出会场时，杜邦赶上他。
“听到了吗？‘不会到那一步’。他已经知道会到那一步，但不敢承认。”
“我们怎么办？”
杜邦看着远方，那里是德军阵地的方向：“作为军官，我们有责任执行命令。作为人……我们也有责任不让士兵白白送死。这是一个不可能的选择，安托万。”
确实不可能。勒费弗尔回到自己的连队，看到士兵们聚集在一起，不是在训练，不是在准备，只是在……等待。等待命令，等待命运，等待某种终结。
傍晚，炊事班送来了晚餐——比平时稍好一些：有真正的面包，有一点奶酪，甚至有几片香肠。显然，师部试图用改善伙食来安抚部队。
但士兵们默默吃着，没有感谢，没有交谈。食物的改善反而像一种侮辱：他们要用命去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