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餐后，勒费弗尔召集他的军官和军士。
“情况你们都知道了，”他直截了当地说，“5月20日进攻。我们的任务：作为第二波部队，在第一波打开突破口后，迅速投入，扩大战果。”
没有人说话。所有人都低着头，或看着别处。
“我知道大家的想法，”勒费弗尔继续说，“我也一样。但作为军官，我们必须履行职责。同时……作为前线指挥官，我们也要尽最大努力保护士兵。所以我的命令是：进攻时，保持合理队形，充分利用地形掩护，不要盲目冲锋。如果遇到强烈抵抗，立即停止前进，请求炮火支援。我们完成任务，但不做无谓牺牲。明白吗？”
军官们交换眼神。这几乎是公开鼓励“消极服从”，但用战术语言包装。
“明白，中尉，”一个排长说，声音里有一丝感激。
会议结束。勒费弗尔独自留在连部掩体，看着墙上的地图。地图上，红色箭头指向德军防线，像三年来无数次进攻一样。但这一次，箭头背后的部队已经不是1914年那支充满信心的军队了。
外面传来歌声，还是那首讽刺的歌，但歌词变了：
“将军们在地图前画线，
画出一条条血的路。
我们不是棋子不是兵，
我们是人有家有母。
若你再逼我们向前走，
我们就坐下来不动。
要杀要剐随你便，
反正都是死，早死晚死都心痛。”
歌声从一处传到另一处，像野火般蔓延。勒费弗尔走到掩体口，看到士兵们围坐在一起，不再低声，不再压抑，大声唱着，近乎挑衅地唱着。
宪兵队出现了，试图制止，但士兵们不理睬，继续唱。宪兵队长犹豫了——他面对的不是几个捣乱分子，而是整个连，整个营，可能整个师的愤怒。
勒费弗尔没有干预。他知道干预也没有用。这股怨恨已经积累太久，压抑太深，现在终于爆发了。
深夜，师部传来紧急命令：取消所有集会，士兵立即返回营房，违者军法处置。
命令被无视了。不是公开反抗，而是消极抵抗：士兵们慢慢起身，慢慢走回营房，但歌声没有停止，只是在营房里继续，像地下河流，在表面平静下汹涌奔流。
勒费弗尔躺在床上，无法入睡。他想起了1914年8月，他离家参军时，母亲含泪但骄傲的表情；想起了马恩河战役，他们高喊着“为了法兰西”冲锋；想起了凡尔登，他们在泥泞和血泊中坚守；想起了所有死去的人，所有破碎的家庭。
现在，1917年5月，法国军队——这支曾经充满荣耀的军队——正在从内部崩溃。不是因为敌人的炮火，不是因为战略的失败，而是因为……因为再也无法承受。就像一根弦，拉得太紧太久，终于要断了。
窗外的歌声渐渐停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沉重的寂静，比炮声更可怕，比死亡更压抑。那是暴风雨前的寂静，是火山爆发前的寂静，是……崩溃前的寂静。
勒费弗尔闭上眼睛。他知道，5月20日的进攻可能永远不会发生了。或者会发生，但将以一种没有人能预料的方式发生。法国军队已经到达了临界点，而将军们还在计划新的进攻。
在香槟的这片营地里，在1917年5月15日的这个夜晚，法国军队的哗变开始了。不是公开的反叛，不是暴力的起义，而是一种更深层、更危险的崩溃：信念的崩溃，意志的崩溃，对战争意义最后一点信任的崩溃。
而在掩体的另一处，那个失去父亲和哥哥的年轻士兵，正在写一封信。不是给母亲，不是给爱人，而是给未来的自己——如果还有未来的话：
“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在5月20日死去。但如果我死了，请记住：我不是为法兰西死的，不是为自由死的，我是为将军们的虚荣死的，为政客们的野心死的，为一场早就失去意义的战争死的。而我唯一的希望是：我的死亡，能让这场疯狂的屠杀早点结束，哪怕只早一天，哪怕只早一小时。因为每一分钟，都有像我一样的人，在问同样的问题：为什么？为了什么？值得吗？”
信没有寄出，因为无处可寄。但问题留了下来，在法国军队中蔓延，像瘟疫，像火焰，像……像最终无法压抑的呐喊。
而在遥远的巴黎，在豪华的总司令部里，尼韦勒将军还在对着地图，规划着他的“决定性进攻”，计算着炮弹数量，部队番号，进攻时间表。他相信，只要有足够的决心，足够的火力，足够的牺牲，就能打破僵局，赢得战争。
他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他计划中最重要的因素——法国士兵——已经不再愿意牺牲了。不是因为他们懦弱，不是因为他们不爱国，而是因为他们已经牺牲了太多，失去了太多，而得到的……只有更多的牺牲命令，更多的死亡通知，更多毫无意义的“五公里”。
战争还在继续，但法国军队的心，已经停止了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