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吧，”她最终说，“我加入。但我们小心行事。”
接下来的几天，安娜和弗劳·施密特悄悄联系了附近的妇女。大多数人有类似的处境：丈夫或儿子在前线，食物短缺，生活艰难。她们不敢公开抗议，但愿意联名请愿。
一周后，一份有127名妇女签名的请愿书送到了汉堡市长办公室。内容很简单：陈述食品短缺的现状，要求政府采取措施确保基本供应，特别是对儿童和老人的供应。
请愿书没有要求结束战争，没有批评政府，只是恳求帮助。但即使如此，它仍然引起了当局的注意。
两天后，警察来到安娜家。
“穆勒夫人，”一名警官礼貌但冷淡地说，“我们注意到您参与了一份请愿书。”
安娜心跳加速，但努力保持平静：“是的，警官。只是请求一些食物给孩子们。”
“政府正在尽力确保供应，”警官说，“但战争需要牺牲。请理解，这类集体行动可能被误解，可能影响士气。”
“我们只是想活下去，”安娜说，声音微微颤抖。
警官的表情稍微缓和：“我理解。我也有家人在前线。但请相信，政府有计划。新的潜艇将打破封锁，情况会改善。在那之前，请保持耐心，保持忠诚。”
他留下警告，但没有逮捕安娜。也许因为请愿书语气温和，也许因为签名者太多，逮捕会引起更大反应。
警察离开后，安娜靠在门上，感到虚弱。她既感到恐惧，又感到一丝勇气——她做了些什么，没有完全被动等待。
那天晚上，卡尔从船厂回来，带来一些消息。
“工头说，船厂要加班，”他告诉安娜，“政府下了紧急订单，要加快潜艇建造。他们说，更多的潜艇意味着更早打破封锁。”
“但潜艇需要时间建造，”安娜说，“我们能不能等到那时候？”
卡尔年轻的脸显得比实际年龄老成：“妈妈，我不知道。但我听说，如果不打破封锁，明年春天可能会有真正的饥荒。我们必须尝试。”
安娜看着儿子，这个才16岁却已经承担成人责任的男孩。她想起战争开始时，卡尔还是个学生，梦想成为工程师。现在他在船厂做苦力，手上满是老茧和伤口。
战争改变了每个人，改变了整个社会。
几天后，市政厅宣布了一些措施：增加公共厨房的数量，为最贫困的家庭提供额外食品券，组织收集野生食物（如栗子、蘑菇）的活动。
这些措施有限，但至少是回应。安娜和她的邻居们感到一丝希望——也许当局在听，也许情况会改善。
但食品供应依然紧张。土豆汤依然是主食，面包依然稀缺，肉类依然是奢侈品。
封锁的绞索继续收紧，民间的代价继续增加。每一天都有新的挑战：冬天的取暖问题，孩子的营养问题，病人的药品问题。
安娜学会了各种节省和替代的方法：用报纸塞在衣服里保暖，用野草煮茶，用旧衣服改制成新衣。整个德国社会都在学习类似的生存技能。
但生存不仅仅是物质问题，也是精神问题。希望逐渐消磨，耐心逐渐耗尽，团结逐渐破裂。黑市繁荣，道德滑坡，信任减弱。
弗劳·施密特再次来访时，带来了更坏的消息：“我听说，有些地方已经开始抢夺食品运输车。警察开枪了，死了两个人。”
安娜闭上眼睛。暴力升级，社会秩序开始崩溃。这是封锁最危险的影响：不仅削弱身体，也削弱社会的纽带。
“我们能做什么？”她再次问，但这次是绝望的问题。
弗劳·施密特没有答案。两个女人坐在昏暗的房间里，听着窗外的风声，感受着冬天的逼近。
在汉堡，在柏林，在慕尼黑，在德国的每一个城市和乡村，类似的场景在重复。封锁的影响无处不在，渗透到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英国的策略是明确的：通过经济压力迫使德国屈服。但这种压力首先施加在平民身上——妇女、儿童、老人、病人。他们是战争中最脆弱的部分，却承受着最直接的重担。
安娜不知道战略层面的考量，不知道外交斡旋，不知道军事计划。她只知道土豆越来越少，孩子越来越瘦，冬天越来越近。
她为前线的丈夫祈祷，为后方的孩子祈祷，为整个国家祈祷。
但祈祷似乎不够。需要行动，需要改变，需要突破。
而在北海的另一端，英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在讨论封锁的效果。统计数据表明，德国经济在衰退，民生在恶化。但他们也在问：德国能坚持多久？民众的忍耐极限在哪里？什么时候会崩溃？或者，什么时候会爆发？
封锁是一场赌博，赌的是德国的崩溃先于英国民众对战争疲劳的积累，赌的是德国海军无法有效反击，赌的是中立国不会联合反对。
安娜不知道这些赌博。她只知道生活的现实：空篮子，空锅子，空肚子。
夜晚，她躺在床上，无法入睡。脑海中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