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人限购两磅土豆，半磅面粉，”店老板有气无力地重复着，像念经一样，“没有肉，没有黄油，没有糖。下周可能会有鱼，但不保证。”
轮到安娜时，篮子里只多了几颗皱巴巴的土豆和一小袋灰扑扑的面粉。她数出硬币——价格比上个月又涨了20%——然后转身离开。
街道上，类似的场景在多家店铺前上演。妇女们提着空篮而来，带着少量食物而去。男人们大多在前线，或者在工厂长时间工作，换取越来越不值钱的工资。
安娜回到租住的公寓，一间狭窄的两居室，她和三个孩子以及年迈的母亲住在一起。大儿子卡尔16岁，已经在船厂工作，每天工作12小时，工资勉强够他自己吃饭。二女儿莉泽12岁，辍学在家照顾祖母和弟弟。小儿子汉斯8岁，瘦得像根芦苇。
“妈妈，有吃的吗？”汉斯问，眼睛盯着空荡荡的桌子。
安娜拿出土豆：“今晚吃土豆汤。莉泽，去削皮。”
莉泽默默拿起土豆和小刀，开始工作。她的手很熟练——这个年龄的女孩应该在学校学习，或者和朋友玩耍，但她已经承担了家庭责任。
祖母坐在角落的椅子上，闭着眼睛，似乎在睡觉，但安娜知道她在节省体力。老人已经74岁，经历过多次战争和危机，但她说这次不一样。
“英国人想把我们饿死，”她有时会喃喃自语，“就像困住野兽，等待它虚弱。”
安娜起初不相信这种说法。德国是强大的国家，有强大的军队，不可能被饥饿打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开始怀疑。食物越来越少，价格越来越高，商店里的货架越来越空。
厨房里，莉泽在煮土豆汤。水沸腾的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响亮。安娜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街道。汉堡曾经是繁荣的港口城市，现在却显得萧条。许多商店关门，街上行人稀少，马车和汽车罕见——燃料也被配给了。
封锁的影响以各种方式渗透到日常生活中。不仅是食物短缺，还有衣服、燃料、药品、日常用品。安娜的鞋子已经补了三次，衣服洗得发白，家里的煤只够每天烧一小时取暖。
更糟糕的是不确定性。不知道明天会有什么，不知道战争何时结束，不知道生活何时能恢复正常。
门外传来敲门声。安娜开门，是邻居弗劳·施密特，一个五十多岁的寡妇，儿子也在前线。
“安娜，你听说了吗？”弗劳·施密特压低声音，“码头又有一艘船被英国人扣押了。运的是药品和绷带。医院已经缺货两周了。”
安娜叹气：“我们能做什么呢？”
“我们需要结束这场战争，”弗劳·施密特说，声音中带着绝望，“无论以什么方式。再这样下去，不等英国人打进来，我们自己就垮了。”
这是危险的言论。谈论和平可能被视为失败主义，甚至叛国。安娜小心地环顾四周，确认没有别人听到。
“进去说吧，”她让弗劳·施密特进来，关上门。
两个女人坐在简陋的厨房里，莉泽继续煮汤，汉斯在一旁看着锅，仿佛能用眼睛让食物变多。
“我听说柏林有人抗议，”弗劳·施密特说，“要求政府改善供应，或者寻求和平。”
“结果呢？”
“警察驱散了。几个领头的人被逮捕。报纸说是‘外国煽动者’。”
安娜沉默。她不了解政治，她只知道生活越来越艰难。丈夫在东部前线，已经三个月没有来信了。她不知道他是死是活，不知道他是否吃得饱，穿得暖。
“卡尔在船厂听说，”弗劳·施密特继续说，“海军在建造更多潜艇，说要打破封锁。但如果这需要更长时间，我们怎么能等到那时候？”
汤煮好了。莉泽盛出五碗稀薄的土豆汤，每碗里有几块土豆，几乎没有油星。这就是晚餐。
吃饭时，没有人说话。每个人都专注地吃着自己的那份，珍惜每一口。汉斯很快吃完，眼睛盯着锅里剩下的汤底。
“没有了，”安娜温和地说，“明天也许会有面包。”
但实际上她不知道。面包配给已经减少到每周两磅，而且质量很差，掺杂了各种替代品：土豆粉、豆粉、甚至木屑。
饭后，安娜让莉泽带汉斯去睡觉。她自己和弗劳·施密特继续说话。
“我们需要做点什么，”弗劳·施密特说，“不能只是等待。”
“我们能做什么？”安娜问，“我们是平民，是妇女。我们没有权力。”
“我们有声音，”弗劳·施密特坚持，“我们可以联合其他妇女，向市长请愿，要求改善食品供应。这不是政治，这是生存。”
安娜犹豫。她害怕惹麻烦，害怕警察，害怕失去卡尔的工作。但看着孩子们消瘦的脸，看着母亲虚弱的身体，她知道必须做点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