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尼的最新位置在这里，”参谋长查尔斯·马登少将用手指着海图上的一个点，“北纬58度12分，东经2度45分，航向90度正东，航速12节。他报告整夜未与敌接触，德国舰队似乎消失了。”
杰利科俯身细看海图，眉头紧锁：“消失了？不可能。希佩尔的舰队一定还在附近。无线电监听有什么发现？”
马登摇头：“从晚上8时开始，德国舰队的无线电活动显着减少。我们截获的最后一份可定位信号来自北纬57度50分，东经2度30分，方向东南，在移动中。之后就只有零星信号，无法定位。”
“他们在撤退，”杰利科判断，“舍尔命令他们返航了。我们的诱饵战术没有完全成功。”
语气中带着一丝失望，但也有一丝如释重负。作为诱饵战术的设计者，他既希望德国人上钩，又担心伯尼的舰队真的陷入危险。这种矛盾心理折磨了他一整天。
“如果我们在计算正确，”他继续分析，更多是在整理自己的思路，“希佩尔应该在我们东北偏北方向，距离约80海里。伯尼会把他引向挪威方向，然后突然转向西与我们汇合。但如果希佩尔撤退了，这个计划就落空了。”
马登走到舷窗前，望着外面的黑暗：“也许不是完全落空。我们证明了德国人不敢冒险，证明了他们对大舰队的畏惧。这也是一种胜利——心理上的胜利。”
“心理胜利不能打破封锁，”杰利科平静地说，“也不能减轻陆军在佛兰德斯的压力。海军需要一场实实在在的胜利，一场能上头条的胜利，向国民证明我们耗费的巨资是值得的。”
他知道这种压力。海军每年消耗英国财政的巨大份额，建造了这些钢铁巨舰，但开战八个月来，除了几次小规模冲突，主力舰队几乎没有交战。媒体开始质疑，议会开始质疑，就连海军部内部也有不满的声音。费舍尔元帅支持他，但丘吉尔大臣似乎越来越不耐烦。
“如果希佩尔不上当呢？”马登回到海图前，“如果他停止追击，或者转向其他方向？”
“那么明天天亮后，我们主动寻找他，”杰利科的声音依然平静，但带着一种决心，“但夜晚……夜晚是德国人的领域。我宁愿保持距离，等待黎明。”
这是杰利科一贯的谨慎风格：不冒险，不赌博，确保绝对优势。这种风格让英国大舰队保持了制海权，但也让许多渴望决定性海战的军官感到失望。年轻的军官们想要纳尔逊式的荣耀，想要特拉法尔加式的胜利，但杰利科知道，时代不同了。纳尔逊时代，损失几艘战舰可以很快补充；现在，损失几艘超无畏舰可能改变力量平衡，而且造船需要数年时间。
晚上11时，在黑暗的海面上，两支舰队最近时的距离只有40海里——这个距离在白天肉眼就能看见对方，但在夜晚，只有偶尔的舰影在月光下一闪而过。
英国驱逐舰“射手”号是杰利科舰队最东侧的屏卫舰。它是一艘阿卡斯塔级驱逐舰，排水量约1000吨，装备三座102毫米炮和两具533毫米鱼雷发射管。晚上11时20分，了望员约翰·米勒一等兵报告：“东面发现疑似灯光闪烁，距离不确定，方向85度。”
舰长理查德·托伦斯中尉立刻来到舰桥侧翼，用夜视望远镜观察。确实，在东面的海平线上，有微弱的光点一闪而过，然后消失。几秒钟后，又在稍北的位置出现。
“可能是渔船，也可能是德国侦察舰，”托伦斯判断，“用信号灯发出识别信号：三短一长。”
信号兵操作灯光信号器，向那个方向发出信号。没有回应。灯光又闪烁了一次，然后彻底消失。
“记录：晚上11时25分，东面发现不明灯光，发出识别信号未获回应。可能已脱离接触。”
托伦斯考虑是否发射照明弹，但最终决定不。照明弹会暴露自己的位置，如果对方是德国主力舰队，就会引来攻击。他命令：“继续保持观察，如有变化立即报告。”
而在东面约40海里处，德国驱逐舰“V-100”号也经历了类似的过程。晚上11时30分，了望员报告：“西面疑似有舰影，但月光被云遮住，无法确认。”
舰长埃里希·科赫上尉也用望远镜观察，确实看到西面海天交界处有比背景更暗的轮廓，但轮廓很快消失在海浪和黑暗中。
“可能是英国驱逐舰，”科赫判断，“也可能是云影。不要开灯，保持静默观察。”
两支舰队的触角在黑暗中轻轻碰触，然后又缩了回去。谁都没有勇气在黑夜中揭开底牌，因为揭开牌意味着战斗，而夜间战斗是混乱和不可预测的。
在“铁公爵”号上，杰利科接到了“射手”号的报告。他走到海图前，测量着距离和方位。
“如果那是德国驱逐舰，”他对马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