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场史无前例的大溃败，不仅是一场严酷的自然环境和生理极限对生命的无情淘汰，更是一场有组织的军事追猎和无序的、基于历史积怨的暴力爆发的温床。俄军方面组织的追击，特别是哥萨克骑兵和当地被动员起来的民兵武装的行动，为这场原本就悲惨至极的撤退，增添了更多残酷、血腥和复杂的色调。
哥萨克骑兵，这些天生的轻骑兵、追踪者和冷酷的战士，成为了所有奥斯曼溃兵心中最恐惧的梦魇。他们如同嗅到血腥味的狼群，又像是雪原上无声滑行的白色幽灵，充分利用其无与伦比的机动性，穿梭在撤退路线沿途的山谷、林间空地和高地之间。他们的战术高效、灵活而冷酷无情：用锋利的恰西克马刀和长矛，轻松地砍杀、刺穿那些掉队、落单的散兵；用精准的骑射火力，从侧翼或后方驱赶、骚扰已经混乱不堪的溃兵队伍；有时，他们会突然出现在某个溃兵队伍必经的隘口或桥头，进行短暂的、猛烈的阻击，制造更大的恐慌、混乱和人员拥堵，为后续的屠杀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哥萨克们似乎享受着这种追猎溃兵、主宰他人生死的快感，他们那独特的矮种战马、飘扬的斗篷、以及马蹄践踏积雪发出的沉闷雷鸣，成为了死亡降临的、最清晰的预告。
更为复杂、黑暗且影响深远的是，这场军事上的总崩溃，彻底引爆了高加索地区长期积累、一触即发的民族与宗教矛盾。奥斯曼军队的撤退路线，主要经过凡省、比特利斯省和埃尔祖鲁姆省东部，这些地区是亚美尼亚人世代聚居的区域。长期以来，此地的亚美尼亚基督徒与奥斯曼中央政府，以及作为帝国代理人的库尔德部落武装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宗教隔阂与历史积怨。此刻，看到曾经强大、时常带来压迫的奥斯曼军队如此狼狈不堪、毫无纪律地溃逃，一些亚美尼亚村民（其中部分人可能得到了渗透进来的俄军侦察兵、或亚美尼亚志愿军（Andranik领导的）的武器支援、鼓动或组织），也自发或有组织地拿起了武器。
他们利用对家乡地形的极端熟悉，埋伏在溃兵必经的狭窄山口、偏僻的林间小路、荒废的村庄废墟旁，用老旧的猎枪、自制火器、斧头、镰刀、草叉甚至石块，袭击那些落单的、三五成群、往往已经失去抵抗意志和能力的奥斯曼士兵。这些袭击虽然规模通常不大，很少超过连级，但发生的频率很高，且手段往往同样残酷，极大地加剧了溃兵们的恐惧和心理压力，使得他们即使在看似“安全”的后方区域，也无法有片刻安宁。在一些特定的村庄和城镇，溃退的奥斯曼散兵（其中可能也混杂了一些纪律败坏的、试图抢夺食物和栖身之所的士兵）与当地组织起来的亚美尼亚武装人员，发生了激烈的、往往是无区别的暴力冲突，抢劫仅存的粮食物资、烧毁房屋、互相仇杀，使得撤退路线沿途的许多地方，变成了种族与宗教仇杀的、小型的人间修罗场。这一切的暴行、混乱和相互施加的残酷，都被惊恐万状的溃兵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恐惧和仇恨的种子，如同毒藤，在这一刻被深深地埋下，并迅速生根发芽。这也为随后几个月（1915年4月及以后），青年土耳其党政府以“清除内部第五纵队”、“保障战时安全”为名，对帝国内部的亚美尼亚人进行系统性、有组织的大规模驱逐、迁徙和种族屠杀，提供了他们急需的、尽管是片面和夸大的口实与所谓的“理由”，埋下了一场规模更大、更为骇人听闻的人类悲剧的伏笔。
第四章：幸存者的归来——创伤、沉默与帝国的崩塌前兆
当1915年1月中旬至下旬，那些如同鬼魅般、数量稀少得可怜的幸存者——后世各种史料估计，最终活着逃回埃尔祖鲁姆、埃尔津詹、特拉布宗等相对安全的后方基地的官兵，可能仅有两万至三万人，不到最初投入进攻总兵力的四分之一，甚至更少——他们衣衫褴褛、几乎衣不蔽体，目光呆滞空洞、毫无生气，遍体鳞伤（既有枪伤弹片伤，更多的是严重的冻伤和溃烂），相互搀扶着，或者独自一人跌跌撞撞地出现在后方守军视野中时，他们带回的，不仅仅是几乎报废的、需要大量医疗资源才能勉强挽救的躯体，以及普遍存在的、严重的精神创伤（这可能是现代战争史上最早被大规模观察和记录，但当时远未被充分理解的“战争神经症”或“弹震症”，即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的早期表现），更是一个令整个奥斯曼帝国统治阶层感到无比震惊、恐惧，并急于掩盖的、几乎无法接受的恐怖事实。
这些幸存者，已经不能再被称之为“士兵”，他们是一群被战争、严寒和饥饿从肉体到精神都彻底摧毁了的、勉强残留着生命迹象的“人形生物”。许多人因为严重的冻伤坏疽，不得不在条件简陋的后方医院里，接受没有任何麻醉药或只有少量乙醚的、残酷的截肢手术，失去了双手、双脚，甚至整条手臂或大腿，成为了战争的永久残骸。更多的人，则患上了严重的心理疾病，他们会在夜深人静时突然惊醒，发出凄厉的尖叫，对任何突如其来的声响——无论是关门声、马蹄声，甚至是厨房锅碗的碰撞声——都表现出极度的恐惧和攻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