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日沉浸在噩梦和幻觉之中，无法与人正常交流。他们的叙述往往支离破碎、语无伦次，充满了对无休止的炮火覆盖、哥萨克骑兵闪亮的马刀、同伴冻僵的尸体、以及沿途遭遇的袭击和背叛的恐怖记忆，这些记忆如同恶鬼，将纠缠他们直至生命的终点。

    奥斯曼帝国在东安纳托利亚最核心的武装力量——第三集团军，几乎被整体性地从战斗序列中抹去。综合各方估计，阵亡、因冻伤疾病而死、伤重不治以及在包围圈内和被追击过程中被俘的人数，高达六万到八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非战斗减员，活活冻死、饿死、病死于冰雪之中。损失的不仅仅是巨量的、难以补充的兵员，还有几乎全部的重型装备——超过数百门各种口径的火炮、上千挺机枪、数以万计的步枪以及几乎所有的弹药储备、通讯设备和工程器材。此外，作为重要运输和牵引力的驮畜（骡、马、牛）也几乎损失殆尽。整个帝国在高加索方向的防御门户，至此已完全洞开，俄军面前一度只剩下兵力空虚、士气低落的埃尔祖鲁姆要塞，若非尤登尼奇出于谨慎和同样严重的冬季补给困难，未能立即发动大规模反攻，奥斯曼帝国的东部疆域可能在1915年初就面临崩溃的危机。

    然而，面对如此骇人听闻、动摇国本的惨重失败，作为战役最高决策者和实际指挥者的恩维尔·帕夏，以及他所代表的青年土耳其党掌控的帝国政府，其最初和最直接的反应，并非深刻的反思和追责，而是封锁消息、控制舆论和寻找替罪羊。官方的战报和新闻公报对此轻描淡写，语焉不详，极力将这场战略层面的惨败，归咎于“数十年不遇的异常严酷天气”和“俄军的背信弃义与残酷手段”（尽管是奥斯曼帝国率先不宣而战，发起了这场冬季攻势）。对内，为了转移国内日益不满的情绪、维护自身摇摇欲坠的政治权威，他们开始系统地寻找和塑造替罪羊。而撤退路线上的亚美尼亚人袭击事件，尽管只是整个大溃败中的一个局部和结果，却被官方宣传机器刻意地、反复地放大和渲染，将其描绘成一场早有预谋的、背后由俄国和亚美尼亚革命联盟（dashnaktsutyun）策划的、针对奥斯曼军队和穆斯林的“全面叛乱”和“背后捅刀”。这为随后几个月，青年土耳其党政府以“战时安全”和“镇压叛乱”为名，对帝国内部的亚美尼亚人口进行系统性、有组织的大规模驱逐、迁徙和种族屠杀，提供了最关键的政治借口和舆论铺垫，直接催化了一场更为深重的人类浩劫。

    萨勒卡默什的惨败，因此绝不仅仅是一次孤立的、军事层面的灾难。它更像一剂强烈的催化剂，深刻地动摇了奥斯曼帝国本就腐朽不堪的统治根基，极大地激化了其内部固有的、尖锐的民族与宗教矛盾，并使得作为盟友的德意志帝国，不得不更加深入地、全面地介入奥斯曼的战事指挥、训练和后勤，以挽救这个濒临崩溃的盟友，从而进一步丧失了奥斯曼帝国在战争中的自主性。而对于那些亲身经历了这场“雪地上的归途”、从地狱边缘挣扎回来的少数幸存者而言，战争的恐怖、同袍成片倒下的景象、以及极端环境下人性的沦丧，已经如同最严重的冻伤一样，深入骨髓，侵蚀灵魂，成为他们余生中，无论白天黑夜，都永远无法摆脱、如影随形的噩梦。高加索的巍巍雪山，静静地、冰冷地埋葬了近十万奥斯曼帝国青年的亡灵，也同时埋葬了恩维尔帕夏的泛突厥迷梦，以及奥斯曼帝国最后一个，能够依靠自身力量扭转国运的时代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