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撰述的人物传记则褪去了盛世文人的抒情雅致，转向抢救史料、记录亲历、实录乱世百态的实用取向，大量别传、野记、行状、墓志成为官修正史之外的重要补充。五代文人士大夫身处战火流离之中，唯恐前朝人物事迹湮没，纷纷辑录见闻撰写杂史传记，孙光宪《北梦琐言》、王定保《唐摭言》、钱易《南部新书》等笔记杂着，以轶事体形式记录五代将相、文士、宦官、伶人、藩镇牙将的细碎言行：既有赵在礼等藩镇官吏横征暴敛的劣迹，也有坚守城池、以身殉国的忠勇小吏，更有乱世中苟全性命、潜心治学的寒门文士，补全了正史聚焦顶层群雄而忽略的中下层人物群像。这一时期的墓志碑铭虽镌刻工艺与文辞远逊于盛唐，却真实记录了普通官员、地方豪强、宗族长者在战乱中的迁徙、守业与持家，比如出土的五代《华温琪墓志》，既书其军功宦迹，也详载其避祸保身的抉择，成为乱世个体生存的真实注脚。而南方相对安定的十国政权，如吴越、南唐，还勉力修撰国史与乡贤传，为钱氏宗室、南唐文士、吴越能臣立传，让南方割据政权的人物谱系得以完整保存，避免了战乱导致的地方史人物记忆断层。
值得关注的是，五代十国特殊的政治生态，让藩镇武将、宦官伶人、割据藩臣等此前史传中的边缘群体，成为人物评传的重要书写对象，打破了传统以文臣贤士为核心的评传逻辑。正史与杂传中，大量篇幅用于记录藩镇将帅的起兵、割据、归降历程，刻画他们骁勇善战却反复无常的复杂性格；《新五代史》专设《伶官传》，将敬新磨、景进等帝王宠信的伶人纳入评传，揭露他们干预朝政、祸乱朝纲的行径，这也是正史首次为伶人立专题传记；同时，五代宦官势力虽不及晚唐，却仍有部分宦官参与军政，其事迹也被零散记录在权臣传记之中。这类边缘人物的集中书写，恰恰是五代“武力至上、纲常失序”时代特征的投射，让人物评传的描摹对象更贴合乱世的社会真实。
民间层面的人物评传则呈现出世俗化、神异化、乡土化的特点，战乱中百姓渴求精神庇护，使得地方忠义之士、行善乡贤、巫医方士的事迹迅速与民间信仰、志怪传说结合，以口传故事、地方祠记的形式流传。吴越地区百姓为感念钱镠保境安民的功绩，将其治水、御敌的事迹附会神异天象与龙神相助，形成民间口碑评传；各地残存的方志残卷中，重点记录乱世中开仓济民、筑寨保乡的乡绅义士，将其奉为地方神明立祠祭祀，这类民间评传淡化了政治权谋，侧重人物的济世德行，成为乱世里民间精神寄托的载体。同时，因战乱导致文化传播受限，说书艺人的街头讲史开始兴起，将五代群雄争霸的故事简化演绎，为后世宋元话本《五代史平话》积累了核心的人物素材与叙事框架。
五代十国的人物评传，虽受制于乱世动荡未能诞生文学性与史学性双绝的巅峰之作，却以存史、鉴世、戒人为核心使命，完整记录了分裂乱世中帝王、将相、文臣、伶人、平民等各阶层人物的命运浮沉，以严苛的道德评断反思乱世伦理的崩塌，也以零散的私家记录填补了乱世人物的细节空白。它上承唐代官私传记体例，下启宋元话本演义与类传细化的先河，更让“乱世识忠奸”的史评传统深入人心，成为中国古代人物评传发展历程中一段特殊而不可或缺的过渡环节。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多民族政权并立、碰撞又深度交融，农耕与游牧文明交织互鉴，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市民阶层崛起，理学成为官方哲学，科技文化攀上中古时代高峰，这一独特的历史格局让人物评传突破了中原单一汉族政权的书写边界，呈现出多民族人物传记并行成熟、正史类传体系更臻细密、文人传记理学色彩浓厚、市民化传记话本蓬勃兴起、科技与世俗人物记载空前丰富的全新面貌，中华人物评传的民族包容性、题材广泛性与传播通俗性都实现了质的飞跃。
官修正史在这一时期突破中原正统桎梏，首次系统性为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帝王、宗室、将相与部族英杰立传，多民族人物评传体系正式成型。元顺帝一朝修成的《辽史》《宋史》《金史》，确立了辽宋夏金各民族政权“各与正统”的修史原则，彻底打破了以往少数民族人物仅附载于“四夷传”的传统：《辽史》设《太祖本纪》《皇子表》《大臣传》，记述耶律阿保机统一契丹、创制文字、立国建制的伟业，记录耶律休哥、耶律大石等文武名臣的军功政绩，还专设《国语解》配套传记，保留契丹民族习俗与人物事迹的原貌；《金史》以叙事谨严着称，为完颜阿骨打、完颜宗翰、金世宗等女真精英立传，既书写女真崛起的雄图，也记载女真贵族汉化改革的历程，《忠义传》《隐逸传》更兼容女真、汉族士人，实现民族人物的平等评传；《宋史》卷帙浩繁，类传篇目扩充至二十余种，《道学传》专为周敦颐、二程、朱熹等理学宗师开辟，将理学宗师的学术传承与道德修为置于史传核心，《文苑传》《忠义传》《循吏传》收录量远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