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人物评传承续南北朝传统，在隋唐达到体系化巅峰，佛教、道教高僧高道传记兼具史料价值与宗教文化价值。佛教方面，释道宣《续高僧传》接续慧皎《高僧传》，收录梁至唐初高僧四百余人，门类更全、考订更精，重点记录玄奘、义净等西行求法高僧的壮举，详述他们穿越西域、求取真经、译经弘法的传奇历程，不仅是僧众评传，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珍贵实录；唐代还出现《比丘尼传》等女性宗教人物传记，填补了宗教女性评传的空白。道教则有《洞仙传》《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唐代辑录部分）等作品，记录孙思邈、司马承祯等道门宗师的修道历程与医药、养生贡献，药王孙思邈的传记更将道教修行与医药济世结合，成为科技与宗教人物评传融合的典范。儒释道三教人物的并行书写，正是隋唐文化包容开放的直接体现。
民间层面的人物评传，伴随隋唐市井文化兴起、俗讲变文盛行，突破了文人典籍的局限，以俗讲、变文、歌谣、方志杂传为载体，走向更广泛的平民阶层，历史人物与神话志怪的融合也更贴合市井审美。敦煌遗书中保存的《伍子胥变文》《王昭君变文》《李陵变文》等作品，将正史中的历史人物故事通俗化、传奇化，加入神异助力、因果报应、民间想象桥段，比如伍子胥得山神相助、昭君魂归故里的奇幻情节，让正史人物的故事在民间口耳相传；地方方志如《元和郡县志》附载的地方贤达、孝子、烈女、能工巧匠传记，数量远超前代，大量未入正史的基层官吏、乡绅、匠人、医者在地方志中留名。同时，隋唐科技、艺术领域的杰出人物首次获得集中书写，阎立本、吴道子的画评传记，李龟年的乐师轶事，一行和尚的天文历算功绩，都被载入典籍与民间传说，艺术、科技类人物的价值被时代空前重视。
隋唐人物评传还呈现出鲜明的中外交流印记，随着丝绸之路繁盛，来华的胡人、蕃将、外国僧侣也进入评传书写视野：《旧唐书》《新唐书》专设《西域传》《诸蕃传》，记录安禄山、高仙芝等蕃将的军事功业，记述玄奘西行结识的西域高僧、遣唐使中的杰出人物，这些跨文明、跨民族的人物记述，让隋唐人物评传具备了开阔的国际视野。
这一时期的人物评传，以官方修史的制度化、文人传记的文学化、民间叙事的通俗化、宗教传记的体系化，构筑起立体多元的书写格局。既延续了中华史传“实录”与“教化”的核心精神，又凭借盛世气度拓宽了人物维度与叙事边界，为五代宋元话本、演义小说的人物塑造积累了海量素材，也让人物评传真正成为贯通庙堂与市井、联结华夏与异域的文明传承纽带。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藩镇割据愈演愈烈，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般急促，礼乐崩坏、纲常失序的乱世图景，既给人物评传的书写带来了史料散佚、文运凋敝的现实困境，也催生了纪实存史为首要目的、乱世英杰与割据群雄成为核心书写主体、官私传记兼顾忠奸评判与乱世生存实录、方志与杂传勉力延续地方人物书写的独特风貌，这一时期的评传虽无汉唐的宏篇巨制，却以冷峻的笔触刻画出分裂乱世里各色人物的沉浮与抉择，为后世留下了极具时代痛感的人物史录。
官修人物传记受制于短促的国祚与动荡的政局，多呈现出急就修史、辑录旧闻、补全前朝人物谱系的特征，为五代十国的军政核心人物留下了权威的正史底稿。北宋建立后承续五代史馆遗制，牵头修撰的《旧五代史》《新五代史》，成为这一时期人物评传的集大成之作：薛居正领衔的《旧五代史》取材五代历朝实录，按中原王朝与南方割据政权分设纪传，详细收录了朱温、李存勖、石敬瑭等五代开国君主，李克用、郭崇韬、冯道等中枢将相，以及南唐李昪、吴越钱镠、前蜀王建等十国群雄的生平功业与施政得失，体例上依旧沿用忠义、隐逸、外戚、方术等类传，试图在乱世叙事中坚守儒家史评的底线；欧阳修私撰的《新五代史》则更重春秋笔法与道德褒贬，首创《家人传》《臣传》《死节传》《死事传》《伶官传》等特色篇目，对人物的评判直指乱世伦理的崩塌——他写《伶官传序》借李存勖宠信伶人身死国灭的典故，发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史论，将帝王将相的个人品行与王朝兴亡深度绑定；对历仕四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