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人小说与志怪小说的崛起，将人物评传的文学性与趣味性推向新高度，成为民间人物评传传播的核心载体。南朝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堪称魏晋志人传记的巅峰，全书以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三十六门分类，辑录汉末至东晋士大夫的逸闻轶事，记录王导、谢安、支道林等千余位人物的一言一行，没有完整的生平编年，却以碎片式的经典桥段，精准勾勒出魏晋名士的“风流”内核——嵇康临刑抚琴的从容、王子猷雪夜访戴的率性、谢安围棋赌墅的镇定，将人物评传从史实罗列转向精神传神，开创了“轶事体”人物评传的全新范式。志怪小说则延续人物故事与神异传说融合的传统，干宝《搜神记》、吴均《续齐谐记》中，既有左慈、华佗等真实历史人物的神化演绎，也有董永、李寄等民间人物的奇幻事迹，将历史人物、民间英杰与神话志怪融为一体，既满足了时人的精神趣味，也让底层人物的评传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
宗教人物评传伴随佛道两教的发展正式独立成科，形成了独具宗教特色的评传体系。佛教方面，释慧皎《高僧传》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僧尼传记总集，全书分译经、义解、神异、习禅等十科，记述东汉至梁代高僧二百五十七人，附见二百余人，既记录高僧译经传法、开宗立派的功业，也记载其修行神迹与德行操守，体例严谨、考评详实，成为后世佛教僧传的典范；道教则涌现出《神仙传》《真灵位业图》等作品，葛洪《神仙传》收录古代至魏晋道教仙人、道士的传记，将修道者的修炼历程与成仙传说结合，构建起道教人物的评传谱系。宗教人物评传的兴起，不仅丰富了人物评传的类型，更推动了中外文化、民族文化在人物叙事中的交融。
此外，这一时期的人物评传在评价标准上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两汉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单一评判标尺，被功业、才情、品性、风度多元标准取代，对人物的审视更趋立体包容。乱世中坚守气节的忠臣、避世隐居的玄学名士、译经弘法的高僧、技艺超群的百工、镇守一方的武将，皆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评传书写路径。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人物评传，以多元体裁、多元视角、多元价值打破了汉代的史学范式，既为隋唐官修史书的集大成储备了丰富的体例与史料，也让人物评传的文学性、精神性得到空前释放，更在民族大交融的背景下，将少数民族领袖、部族英杰纳入书写范畴，丰富了中华人物评传的多元内涵，成为中国人物评传发展史上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
而在隋唐之际，结束了数百年分裂割据的大一统王朝再度崛起，国力空前强盛、经济文化全面繁荣，科举制彻底打破门阀士族对仕途与文化话语权的垄断，中外文明交流碰撞达到顶峰，儒释道三教并行融合，这一切让人物评传迈入官修史书制度化集大成、文人传记抒情言志、宗教传记体系完备、民间俗传蓬勃发展的全新时代，书写对象更趋平民化、评价标尺更趋多元化，艺术表现力也攀上了新的高峰。
官修史书在隋唐迈入规范化的鼎盛阶段，确立了设馆修史、宰相监修的官方制度，一举修成八部纪传体正史，完成了对南北朝、隋代各类人物的系统梳理与定评，人物分类更细密、叙事更宏阔。《隋书》《晋书》《南史》《北史》等官修巨着，在保留帝王本纪、臣僚列传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人物门类，《循吏》《儒林》《文苑》《忠义》《孝友》《隐逸》《外戚》等类传固定成型，专门收录对应领域的杰出人物：《隋书·文苑传》详记薛道衡、虞世南等文坛巨匠的诗文成就与人生际遇，《晋书·艺术传》系统收录天文、历算、医药、方术领域的能者贤士，对祖冲之、葛洪等人的科技与道术贡献做了官方定论。针对南北朝民族大融合的历史特质，官修史书专设少数民族政权人物传记，记录鲜卑、氐、羌等族领袖与能臣的功业，让中华人物评传的民族内涵愈发厚重。同时，史馆修史秉持“以史为鉴”的核心目的，对帝王将相的评赞紧扣治国得失、忠奸正邪，为唐代政治治理提供了直接的人物镜鉴，也让官方人物评传的教化功能愈发凸显。
文人自传、碑志、行状等私家传记，在隋唐文学自觉与科举士人群体壮大的背景下，成为文人士大夫抒情言志、铭记师友德行的重要载体，文风兼具史学纪实与文学华彩。韩愈、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