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班固编撰的《汉书》，作为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进一步完善了封建王朝的人物评传范式，贴合大一统政权的治世需求，新增《百官公卿表》《古今人表》，将人物按儒家伦理品级划分等差，强化传记的道德教化功能。《汉书》单列《循吏传》《酷吏传》《儒林传》，专门收录清正爱民的地方官吏、严刑峻法的执法能臣、传承经学的儒者宗师，让官吏、学者群体的评传更具系统性；书中对张衡、蔡伦的记述，不仅记录他们的官职履历，更详载浑天仪、地动仪的创制与造纸术的革新，以科技贡献为核心为古代科学家立传，让科技领域有识之士的历史价值被正式载入正史。此外，汉代碑碣墓志的盛行，也让私家人物评传走向普及，达官显贵、乡贤名士的墓碑、颂铭，由文人撰文记述生平德行，如《曹全碑》《张迁碑》，既为逝者立传，也成为民间人物评传的重要载体，文风质朴纪实，与官修正史形成互补。
这一时期，人物评传与神话志怪的融合也走向系统化，催生了早期志怪传记作品。西汉《淮南子》糅合上古神话与历史人物事迹，将伏羲、神农、黄帝等上古圣王的功业与创世神话结合，丰富了先贤评传的文学色彩；东汉《论衡》中，王充以实证精神辨析历史人物与志怪传说的真伪，既梳理了圣贤、名士的真实行迹，也批判了虚妄的神化叙事，为史传纪实奠定了理论基础；而《吴越春秋》《越绝书》等杂史别传，将春秋吴越争霸的历史人物故事与神仙妖异、谶纬天象深度融合，伍子胥化涛、范蠡成仙的桥段广为流传，这类作品介于正史与小说之间，成为后世演义、戏曲人物塑造的直接素材来源，也让民间评传的文学性大幅提升。
同时，两汉地方行政制度的完善，推动地方志乘开始萌芽，各郡国的地记、图经开始收录本地的乡贤、孝子、节妇、能工巧匠，将地方杰出人物纳入区域历史书写，与中央正史形成上下呼应的人物评传网络。比如《越绝书》兼具方志与史传性质，记录了吴越地区的地方贤达与技艺人才，开启了地方志为地方人物立传的传统，让更多未入中央正史的基层有识之士，得以在地方史乘中留名。
秦两汉的人物评传发展，最终完成了体例定型、阶层全覆盖、价值体系化、传播多元化的历史跨越。以《史记》《汉书》为代表的纪传体正史，确立了此后两千年封建王朝官修人物评传的基本范式；民间碑铭、方志、志怪杂传，则让评传的触角深入社会基层。帝王将相、儒林文士、循吏酷吏、百工商贾、游侠医者，不同身份的人物皆有专属的书写路径与评价体系，人物评传不仅成为记录历史的载体，更成为宣扬儒家伦理、传承行业技艺、凝聚社会共识的重要文化形式，为后世魏晋南北朝乃至唐宋的人物评传发展，筑牢了坚实的史学与文学根基。
随后不久，到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更迭频仍、南北对峙分治、民族交融加剧，思想领域冲破两汉经学的桎梏，玄学兴起、佛道二教盛行，士人阶层追求个性解放与精神自由，这一系列时代变局让人物评传跳出了汉代纪传体正史的单一框架，呈现出官修正史续创高峰、私家别传品类勃兴、门类传记专书涌现、宗教人物评传成型、志人志怪传记风靡的多元繁荣态势，评传的书写视角、审美取向与人物类型都实现了颠覆性的拓展。
官修断代史传在这一时期承续《汉书》体例又推陈出新，聚焦乱世中的军政英杰与治世能臣，留下了极具时代印记的经典书写。西晋陈寿所着《三国志》以简约精当的笔法，为魏蜀吴三国的帝王、将相、谋士立传，既客观记录曹操、刘备、孙权三分天下的雄图霸业，刻画诸葛亮、周瑜、荀彧等谋臣武将的谋略军功，更以“简而有法”的春秋笔法藏褒贬，不溢美、不隐恶；南朝宋裴松之为《三国志》作注，广采百家杂史、稗官野史补其阙漏，增补了大量三国人物的轶事、言行与民间传说，让周瑜的雅量、关羽的忠义、郭嘉的奇谋愈发丰满，也让正史人物评传与民间叙事实现了首次深度融合，更为后世《三国演义》的艺术创作奠定了核心史料基础。南朝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北齐魏收《魏书》等断代史，则新增《孝义传》《隐逸传》《释老传》等专属篇目，将孝子、隐士、僧道等群体正式纳入官修史传体系，其中《魏书·释老志》首创正史记载宗教人物的先例，详述佛道领袖的传教历程与教派发展，填补了宗教人物评传的官方空白。
私家撰述的人物传记迎来井喷式发展，别传、家传、州郡乡贤传、名士传等新体裁层出不穷，书写权从官方史官彻底下放至文人士人，聚焦个体性情与精神风骨，成为这一时期人物评传最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