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家文人传记深受程朱理学浸润，评价标尺彻底向“天理纲常”“气节德行”倾斜，同时笔记体轶事传记、学术评传愈发专精，成为文人群体自我表达与道统传承的载体。宋代文人撰写的碑志、行状、别传数量冠绝历代，欧阳修《六一居士传》自抒隐逸志趣，苏轼为韩愈、柳宗元作传评点古文文脉，朱熹《伊洛渊源录》开创学术学案体评传先河，梳理宋代理学源流，为理学先驱逐一立传考辨，确立了学术人物评传的范式；南宋偏安之后，爱国文人大量撰写抗金、抗蒙志士传记，如《岳侯传》《文天祥行状》，极尽笔墨讴歌忠义气节，将人物评传与家国情怀深度绑定。元代文人多怀遗民心态，传记创作转向记述山林隐逸、汉族儒臣，戴表元、赵孟頫的碑传文，既记录人物才学，也隐晦抒发乱世文人心绪。同时，宋代笔记体传记空前繁荣，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罗大经《鹤林玉露》辑录海量科技人才、市井能人、文人墨客的轶事，补正史之阙，其中《梦溪笔谈》详细记载毕昇、喻浩、卫朴等布衣科学家、工匠的发明创造，为古代科技人物留下了最珍贵的一手评传资料。
伴随商品经济繁荣与市民文化勃兴，宋代瓦舍勾栏的话本、元代杂剧将人物评传推向市井民间，通俗化、演义化的民间人物叙事成为主流，历史人物与神话传说、市井趣味的融合达到新高度。宋代《五代史平话》《大宋宣和遗事》等讲史话本，将唐宋五代帝王将相、梁山好汉原型的故事通俗演绎，虚构与史实交织，塑造出百姓喜闻乐见的英雄形象；元代杂剧更是以历史人物、民间英杰为核心主角，关汉卿《窦娥冤》塑造底层女性的孝烈形象，《单刀会》重塑关羽的忠义神武，马致远《汉宫秋》演绎王昭君的家国悲情，这些戏曲作品本质上是舞台化的民间评传，让忠臣义士、才子佳人、市井小民的人物形象深入人心。此外，宋元地方志修撰进入鼎盛，《咸淳临安志》《元一统志》等巨制专设“人物门”，海量收录地方孝悌、乡贤、工匠、医者、富商，甚至乐师、优伶等市井人物，基层人物的评传记录自此形成固定体系，民间有识之士的价值被地方志永久定格。
这一时期的宗教与涉外人物评传也迎来新发展，佛道传记持续完善，中外交流人物评传填补了跨文明交往的记录空白。佛教方面，赞宁《宋高僧传》、念常《佛祖历代通载》接续前代僧传体系，记录宋代禅宗、天台宗高僧的弘法事迹；道教《宋史·方技传》单列道门人物，记述张伯端、丘处机等全真派宗师的传道济世之举，丘处机西行劝谏成吉思汗的事迹，更成为民族和解与宗教人物评传的经典篇章。涉外人物上，《宋史·外国传》记录马可·波罗之前的来华蕃商、遣宋使，元代《真腊风土记》《岛夷志略》附载中外交流使者、商人的事迹，为涉外杰出人物立传，延续并拓展了隋唐以来的国际视野。
辽宋夏金元的人物评传，在多民族交融的底色下，完成了正统观的重构、书写群体的下沉、题材边界的拓展，既以官修正史确立了多民族人物共入中华史传的格局，又以市民话本杂剧让人物评传走向普罗大众，理学的道德评判与市井的价值取向相互交织，农耕与游牧文明的人物叙事相互融合。它既为明清章回体历史演义、学案体传记、方志人物传奠定了全部体例与素材基础，也让中华人物评传真正成为囊括各民族、各阶层、各领域的精神文明宝库，在中华文明融合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而在紧随其后的明清两代，君主专制中央集权走向顶峰，商品经济向纵深发展，市民文化登峰造极，考据学与启蒙思潮先后涌现，中外文化交流经历了从西学东渐到闭关锁国的起伏，这一系列社会变局让人物评传发展至体系空前完备、体裁极尽丰富、官修教化与民间反叛并行、考据纪实与文学演义分野清晰、中外人物互鉴书写初兴的集大成阶段，既完成了古代评传传统的全面总结，也孕育出近代传记的萌芽，成为中国古代人物评传的收官与转型期。
官修人物评传依托高度成熟的史馆制度，实现了规模与规制的极致化，道德教化的导向被强化到极致，同时构建起覆盖历代与本朝的完整人物谱系。明代《元史》《明史》、清代官修《明史》，沿袭前代正史类传体例，又新增《阉党传》《流寇传》《土司传》《藩部传》等针对性篇目，紧扣明清政治与民族治理特色：《明史》为于谦、张居正、海瑞、史可法等治世能臣、忠节志士立传，以理学标准严苛评判人物功过，对魏忠贤等宦官集团专设阉党传予以贬斥，将人物评传与皇权政治、纲常伦理深度绑定；清代乾隆年间编修的《四库全书总目》，对历代传记典籍逐一提要评骘，确立了官方对人物评传文本的价值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