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郑国的良霄、太宰石?二人，作为郑国使臣仍被扣押在楚国郢城，未能归国。石?身在楚营，暗中谋划脱身之计，寻得机会拜见令尹子囊，巧言游说：“大人可知，楚国征伐之事，先王向来连续五年占卜，年年得吉兆才会兴兵，吉祥沿袭方能出师；若有一年卦象不吉，便会休兵养民、修明德行，再重新占卜。如今楚国国力暂衰，无力继续逞强，扣留郑国使臣又有何意义？郑国的行人何曾有罪？您拘留郑国上卿良霄，看似惩戒郑国，实则是帮他们除去了国内敢于直谏、威慑君臣的骨鲠之臣，反倒让郑国君臣同心，愈发和睦团结，只会加深他们对楚国的怨恨，坚定他们顺服晋国的决心，这等做法，对楚国百害而无一利。”
他见子囊神色微动，继续进言：“不如放良霄归国，他身负出使未竟的使命，归国后必然遭郑君怪罪，怨恨国君、仇视朝中大夫，致使郑国君臣互相猜忌、倾轧内斗，彼此牵制制衡。如此一来，郑国自顾不暇，再无力与楚国为敌，岂不比强行扣留他高明得多？”子囊听罢，觉得石?所言切中利害，权衡利弊后，便下令将良霄释放，准许其返回郑国。
鲁襄公十三年秋冬后两季紧挨着发生的后续诸多事宜，也是让王嘉这小子在原先的感悟上，有的更多思索与思考。
“楚、吴、鲁、郑四国之事，桩桩件件，把礼之得失、谋之智愚、德之祸福，摆得明明白白，实在值得我等治史作传者细细咂摸。”
王嘉将手中抄录着《春秋》经传的竹简轻置于案，负手踱至窗前，望着窗外渐寒的秋色，语气里满是治学论世的沉凝，继续徐徐道出所思所感。
“先论楚国议谥，共王自请恶谥，是君之自省；子囊拒从灵厉，力主为‘共’，是臣之公允。谥法本是惩恶扬善、定评一生的国之大典，从不是一味曲从君命，更不是隐过饰非。子囊既不抹杀共王安抚蛮夷、归服南海的赫赫功业，又不忘他知过能改的德行，引谥法‘既过能改曰共’为据，为君王定一美谥，上不负先王，下不欺史册，这便是为臣者的史识与风骨。后世作人物评传，便该如此——功则书功，过则记过，善恶并录，不溢美，不隐恶，方是实录真意。若大夫们真依了共王临终谦辞，定了恶谥，反倒是掩了君王的德行，乱了谥法的根本，这其中的分寸，便是评人的关键。”
他话锋一转，谈及吴楚庸浦之战，神色添了几分凛然：“再看吴国趁丧伐楚，弃礼弃义，以为楚国国丧无备，便可肆意侵凌，殊不知礼崩则兵挫，德亏则兵败。养由基料敌先机，知其骄而无备，以诱敌之计大破吴军，生擒公子党，是兵家之智；而君子斥吴不义，引《诗》为证，言天道不爽，乱必自招，是礼法之判。春秋争霸，兵戎相见是常事，可征伐必有名、兴师必守礼，乘丧而动、欺弱凌丧，便是失道寡助。我记人物、评战事，不仅要录兵法谋略，更要书礼义曲直，让后人知善战者未必可赞，守礼者终能得胜，这才是史传的惩戒之效。”
说到鲁国冬日筑城，王嘉的语气又和缓下来，满是赞许：“鲁国筑防地之城，本是固边要务，臧武仲却执意待农隙方动工，不夺民时，不伤民力，这正是以礼治国、以仁牧民的正道。《春秋》特书‘合时令’，便是褒扬这种重农恤民的德行。国之兴，在得民；得民之道，在顺其时、安其业。为君为臣者，不逞一时之快，不贪工程之速，把百姓生计放在首位，国本才能稳固。这也让我明白，评断卿大夫，不能只看其军功政绩，更要看他是否心存百姓、恪守礼度，恤民之臣，方是社稷之臣。”
最后谈及郑使楚营之事，王嘉微微颔首，又摇了摇头，思绪复杂：“石?游说子囊放归良霄，言辞句句切中楚国利害，以离间郑国君臣为计，助楚消患，是纵横之智、脱身之谋，无可厚非。可细想之下，这等谋略终究是以乱为利，挑唆他国君臣相疑，非大道之谋。子囊从其计，是权衡时势的权宜之策，却也显露出楚国此时国力已衰，无力以礼威服诸侯，只能靠小计制衡郑国。国与国相交，靠的是德义相结、实力相服，而非离间诡谋；一时的牵制，换不来长久的安宁。我评此类外交人物，既要记其言辞机变，更要辨其谋略正邪，正道之谋可传，诡诈之计当戒。”
言毕，王嘉回身执起竹笔，蘸满松烟墨，在治学札记上郑重写下：襄公十三年秋，楚议谥合礼，吴弃礼兵败，鲁恤民合时，郑使行计存身。评人当记功过、辨礼义、察民心、论谋道，方为信史。
笔锋落定，他望着简上文字，又暗自笃定，日后编纂人物评传，定要将这一年的善恶礼智，一一铺陈，让春秋的道义与史鉴，传之后世，永不磨灭。
紧接着，在这之后不久，思虑良久之余，只见王嘉的脑海里，对于这一系列事情，此时此刻顿时便浮现出这一时期乃至后续时代诸子百家与名人大师的着作典籍中的佳句名篇，紧接着便轻声吟诵并细细感悟起这一切来。
“《左传》有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这一年列国诸事，字字句句，皆在印证此言啊！”
王嘉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