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晋国，二卿离世，军帅更迭，本是易生动荡的关口，却因士匄、韩起的谦让，竟成了美谈。高位者不恋权、不妒贤，连素日骄奢的栾黡都循礼退让，上下一心，方有百姓和协、诸侯亲附。君子所言极是，谦让为礼之干，君明臣贤，上行下效，一国之盛，从来不在兵甲之多，而在德行之聚。周之兴在于效贤，周之衰在于争利，晋国今日之举，正是弃昏德、慕盛德，方能长霸中原，这便是礼治的力量。”
“最令我动容的，还是楚共王的临终遗命。身为南国雄主，一生争霸中原，鄢陵兵败，却不诿过臣下，不讳己过，宁可自请恶谥‘灵’‘厉’，不肯文过饰非。五命大夫，执意责己，这等自省之心，这般知礼知耻之态，纵有兵败之辱，也不失为明礼之君。诸侯国君，能知自身德行有亏，敢以恶谥自惩，放眼天下，又有几人？这正是知耻近乎勇，守礼终于心。”
“这一年春夏前两季里，鲁守礼而固国，晋行谦而兴邦，楚知过而自省，看似列国诸事纷杂，实则条条都扣着‘礼’与‘德’二字。礼，定上下尊卑；德，聚人心邦国。君子治世，尚德谦让，则四海归心；乱世争功夺利，则社稷倾颓。我等研习人物评传，评的是人物功过，传的是礼法道义，便是要从这些君王卿相的言行抉择里，辨善恶、明得失、知兴替，把这礼之根本、德之要义，记于简策，传于后世。”
“观今之人事，鉴古之兴衰，人物评传的真意，大抵便在这一桩桩一件件的世事里了。”
言罢，王嘉收回远眺的目光，提笔蘸墨，将这番感悟与春秋诸事的要点，一一笔录在自己的治学札记之上，墨痕落简，也将这一年的礼法兴衰、人物风骨，刻进了治学求索的路途里。
刹那间，伴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幻转移。
鲁襄公十三年秋，江汉大地草木摇落，楚都郢城白幡高悬，楚共王薨逝的丧礼肃穆举行，楚国上下举国致哀。待先王入殓安厝完毕，令尹子囊便召集朝中诸位大夫，齐聚朝堂商议为先王议定最终谥号之事。此前共王弥留之际五次自请恶谥“灵”或“厉”，大夫们皆亲耳听闻，此刻纷纷拱手言道：“先王临终已有明命，指定谥号为灵、厉二者，我等自当遵奉遗命。”
子囊却摇头正色，朗声驳斥众人之议：“诸位曲解了君王的本心！君王临终自谦责过，命我们择恶谥，那是寡君的自省之德，可我等为臣者，需公允论定君王一生功业。君王亲口命我们定谥为‘共’，为何要违背他的本心与盛德？”他顿了顿，细数共王功绩：“当年我大楚国力盛大显赫，威震南方，君王临朝秉政，统御万里疆土，安抚统领群蛮各部，大举兴兵征伐南海诸国，将百越蛮荒之地尽数纳入楚国幅员，使南方邦国悉数归附、尊奉中原正统，这份开疆拓土、怀柔四夷的功业，彪炳史册。更何况寡君晚年深知鄢陵兵败之过，坦然自责、不掩己非，能自省其失、知过能改，依谥法，‘既过能改曰共’，敬恭明神、安民惠政亦曰‘共’，怎能不称其为‘共’？恳请诸位以‘共’为寡君谥号，方不负他一生功业与德行。”
子囊论谥公允，既不讳先王之过，更不没先王之功，大夫们听后无不心悦诚服，纷纷点头称善，最终议定楚共王谥号为“共”，洗去了先王自请的恶名，以“恭”德为这位一生争霸的南国君主盖棺定论。
楚国国丧未除，江东的吴国却趁火打劫，倾师出动侵袭楚国边境。楚国神箭将军养由基闻讯，当即披甲执弓，不等大军集结便率轻骑急赴前方御敌，司马子庚紧随其后统领主力大军驰援。养由基勒马阵前，对着子庚分析战局：“吴国趁我大楚新丧、举国举哀，料定我军无暇整顿军容、列阵迎战，故而轻举妄动，军心必然骄纵，对我军毫无戒备之心。将军可即刻排布三支伏兵，在庸浦一带设下天罗地网，我率前部轻骑前去诱敌深入，将吴师引入伏击圈。”子庚深以为然，依计部署伏兵。养由基率少量士卒佯装败退，吴师果然轻敌冒进，追至庸浦时，子庚号令齐出，伏兵四起，楚军前后夹击。养由基弯弓搭箭，箭无虚发，吴军人仰马翻、阵脚大乱，楚军大获全胜，还生擒了吴国宗室公子党，狠狠挫败了吴国的阴谋。
秉持礼法的君子听闻此事，皆认为吴国趁丧伐国，不仁不义，德行有亏。《诗经》有言：“上天眼睛未曾明察，世间祸乱便永不停止。”吴国弃礼义、乘丧兴兵，正是自取败亡，印证了诗中的天道公理。
同年冬，鲁国北境寒意彻骨，霜雪将至，鲁国君臣征发民力修筑防地城墙，加固北部边陲防御工事，《春秋》特意记载此事，皆因筑城之举合乎时令。起初，朝中大夫提议提早动工，抢占冬日工期，司寇臧武仲却力排众议，上奏鲁襄公恳请暂缓：“眼下秋收刚毕，百姓尚需归乡晾晒谷物、修缮仓廪、了结田亩农活，若此时征调民力，必会耽误农时、损耗民力。依周礼，兴土木、征徭役必避农隙，待百姓农事全然完毕，再动工筑城，既不违农时，又能让民力充沛、工事稳固。”鲁襄公采纳了臧武仲的谏言，待农事全毕后再启动筑城之役，这一体恤民力、恪守农时的举措，同样合乎周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