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之后不久，伴随着封建王朝中世纪的到来，基督教神权全面渗透社会各个层面，欧洲的政治格局碎片化、思想文化宗教化，人物评传领域也发生了核心价值的彻底转向，从古典时代的人文世俗叙事，转变为神权至上、信仰为纲的宗教传记主导格局，世俗人物的书写一度陷入沉寂，形成了与古希腊古罗马截然不同的评传风貌。中世纪早期，日耳曼蛮族建立封建王国，古典文化典籍遭战火损毁、传承断裂，世俗史学与传记创作急剧衰落，教会修士成为唯一掌握书写权的群体，人物评传的核心主体彻底变为圣徒、殉道者、教皇与教会高层。圣徒传成为这一时期最主流的传记体裁，如《圣本尼迪克特传》《圣奥古斯丁传》，这类作品以宣扬基督教信仰为唯一目的，记录圣徒的苦修历程、神迹显现、殉道壮举，将人物的一切价值依附于神性光辉，淡化世俗功业与个性特质，强调对上帝的虔诚与教会的效忠，文本充满宗教寓意与神秘主义色彩，成为教会教化信徒、巩固神权统治的工具。
封建制度逐步稳固后，世俗封建主阶层崛起，中世纪中后期的人物评传开始出现宗教叙事与世俗叙事交融的迹象。为封建国王、贵族撰写的传记逐步复苏，这类作品往往兼具宗教与世俗双重属性：一方面记述君主加冕、开疆拓土、治理王国的世俗功业，标榜其封建领主的合法性；另一方面强调君主的宗教虔诚，将其战功与护教功绩绑定，如《查理大帝传》，既记录查理曼统一西欧、推动文化复兴的世俗伟业，也极力渲染他对教会的扶持与虔诚信仰，塑造“政教合一”的理想君主形象。同时，骑士阶层的兴起催生了骑士传记与骑士传奇，这类文本以骑士的征战、冒险、效忠领主与守护信仰为核心，融入浪漫主义想象，刻画罗兰、亚瑟王等骑士英雄，将忠君、护教、行侠的骑士精神作为人物评判标准，是世俗封建价值观在人物评传中的具象体现。
此外，中世纪欧洲的人物评传还呈现出地域分散、语种多元的特征，伴随各民族国家的雏形形成，拉丁语教会传记之外，法语、德语、英语等地方语言的民间传记、英雄史诗逐步兴起，《罗兰之歌》《尼伯龙根之歌》《贝奥武夫》等英雄史诗，以口头传唱与文字记录结合的方式，为各民族的传奇英雄立传，融合了神话传说、历史史实与民族信仰，成为欧洲各民族早期集体记忆与人物评传的重要载体，既弥补了教会传记对世俗民族人物书写的空白，也为后世文艺复兴人文主义传记的复兴，埋下了民族性与世俗性的伏笔。这一时期的人物评传虽被神权笼罩，却在宗教叙事的缝隙中保留了世俗人物的价值维度，完成了古典传记向近代传记的过渡与蛰伏。
与此同时，在同时期的古印度、阿拉伯世界、美洲和非洲地区，对于人物评传领域的认知理解与实践，也依托自身的宗教体系、政权形态、文明传承与传播方式，生长出迥异于亚欧大陆中西文明的独特范式，没有照搬线性编年的史传体例，而是以史诗、宗教典籍、碑铭、口述史诗为核心载体，将人物功业与神性信仰、部族传承深度绑定，构成了世界人物评传版图中色彩斑斓的分支。
古印度文明的人物评传始终与婆罗门教、佛教、耆那教教义深度捆绑，鲜见独立的纪实传记，多依附于史诗与宗教经典完成人物塑造与价值评判。《摩诃婆罗多》《罗摩衍那》两大史诗是古印度人物评传的集大成者，将罗摩、黑天、毗湿摩等理想君主、英雄战将与贤哲，塑造成兼具神性与人性的典范，以人物的抉择与命运阐释正法、道义、轮回的核心思想，人物的优劣评断完全以宗教伦理与种姓责任为标尺；佛教典籍中的《佛本行集经》《异部精释》，以佛陀本生故事、高僧行迹为主体，记录释迦牟尼降生、悟道、传法的一生，以及历代高僧的弘法历程，属于典型的宗教传记，同时孔雀王朝阿育王在全国各地镌刻的岩石敕令、石柱铭文，以第一人称自述放下屠刀、信奉佛法、推行仁政与善法的功绩，是古印度少有的君主纪实评传，兼具政治宣示与人物自传属性。笈多王朝之后，印度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