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中原板荡、政权林立的分裂格局，虽打破了隋唐弈棋文化的大一统盛景，却也赋予其“乱世求存、地域深耕”的独特韧性。此时的弈棋文化褪去了盛世的浮华，回归到“权谋工具、精神避难所、地域文化标识”的本质功能，在各国割据的壁垒中，既延续着隋唐以来的成熟体系，又因地域风土的差异形成鲜明特色，为宋代弈棋文化的复兴埋下了伏笔。
五代十国的诸侯们，多为武人出身，却深谙“棋如战局”的道理，将弈棋视为推演权谋、考察人心的重要手段。后梁太祖朱温虽性情暴戾，却常与谋士敬翔对弈，以围棋“弃子夺势”之理制定扩张策略，某次与李克用对峙时，朱温在棋盘上“舍边角而取中腹”，喻指“放弃边境小利，直取对方腹地”，最终大败晋军。后唐庄宗李存勖则将象棋（时称“象戏”）与军事训练相结合，命将士以象棋推演阵法，棋子的“车驰马跃”对应军队的攻防调度，使象棋成为“军中练兵之具”。南方的南唐政权更是将弈棋推向极致，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皆为围棋高手，李璟曾设“澄心堂棋会”，召集天下棋士入宫对弈，选拔棋艺精湛者任“棋待诏”，形成了“江南棋派”的核心阵营。李煜本人不仅棋艺高超，还亲自撰写《棋势》三卷，对围棋“死活”“收官”等理论进行深化，其词中“笙箫吹断水云间，重按霓裳歌遍彻”的闲适，恰是他与棋士对弈时的写照，即便国势日衰，弈棋仍是其寄托情志的精神港湾。
乱世之中，士人阶层失去了隋唐盛世的晋升通道，弈棋成为他们避世明志、抒发忧思的重要载体。许多不愿依附权贵的文人，或隐居山林，或寄身寺院，以棋为伴，在黑白对弈中寻求内心的宁静。后晋文人李瀚“避乱江南，隐于庐山”，每日与僧人对弈，曾言“世事如棋，治乱无常，唯棋局中黑白分明，可安吾心”，其诗作《观棋》中“黑白分明映日辉，输赢终是两空归”，道尽了乱世文人的超脱与无奈。南方的吴越、闽、蜀等政权因战乱较少，成为文人避乱的聚集地，也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棋风：吴越棋风“沉稳内敛，善守善积”，与钱镠父子“保境安民”的治国策略相契合；蜀地棋风“豪放洒脱，攻伐凌厉”，暗含川蜀文人“不屈乱世”的傲骨；闽地棋风“灵动多变，虚实相生”，则受海上贸易带来的开放气息影响。这些地域棋风的形成，让弈棋文化突破了单一的发展路径，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格局。
民间弈棋在战乱中并未衰落，反而因“低成本、易操作”的特性成为全民消遣的重要方式。北方因战乱频繁，民间弈棋多为“速成型”娱乐，双陆棋、象棋等节奏明快的棋类备受青睐，街头巷尾常见百姓“席地而弈，以钱为注”，棋局胜负往往在片刻之间，成为战乱中难得的精神调剂。南方相对安定，民间弈棋则延续了隋唐的风雅，棋肆、茶馆仍是对弈的主要场所，部分棋肆还推出“棋艺擂台”，吸引各路高手切磋，获胜者可获得“棋状元”的称号，成为民间追捧的明星。此时的弈具制作也呈现“实用化、地域化”特征：北方因物资匮乏，弈具多以陶土、木片制成，简洁耐用；南方则保留了部分精致工艺，南唐的“澄心堂纸棋盘”、吴越的“竹编棋篓”、蜀地的“漆器棋子”，皆兼具实用性与艺术性，成为地域文化的缩影。
值得注意的是，五代十国的分裂并未阻断弈棋文化的交流，反而通过“政权联姻、文人往来、商贸流通”等渠道实现了跨地域传播。南唐棋待诏徐铉曾出使后周，与后周棋待诏贾玄对弈，两人“连弈三日，胜负各半”，赛后共同修订《围棋义例》，统一了“气、劫、眼”等棋理术语，为后世棋艺传承奠定了基础。吴越与南唐虽为邻邦，却通过“棋艺互访”保持文化交流，吴越棋士顾师言（与唐代顾师言同名，为其后人）曾赴南唐参赛，以“大雪崩”定式取胜，一时轰动江南。此外，南方政权通过海上贸易，继续与日本、朝鲜保持弈棋文化交流，南唐的围棋棋谱通过商船传入日本，对日本平安时代的弈棋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代十国时期的弈棋文化，虽无隋唐盛世的恢弘气象，却在乱世中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它以“权谋辅助、精神慰藉、民间消遣”为核心功能，在地域割据中深耕细作，形成了鲜明的地域特色与多元格局；同时，通过跨地域交流维系着华夏弈棋文化的传承脉络，延续了隋唐以来的规则体系与理论成果。这段时期的弈棋文化，既是对盛唐文明的坚守，也是对乱世现实的适应，为宋代“重文轻武”政策下弈棋文化的全面复兴积累了丰富的土壤，其地域化、民间化的发展趋势，更深刻影响了此后华夏弈棋文化的多元发展格局。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多民族政权并立、文化交融碰撞的时代浪潮，将弈棋文化推向了“汉化传承与胡风浸润共生、精英雅致与民间通俗并存、规则革新与形态多元共进”的全新阶段。这一时期，华夏弈棋文化不仅延续了隋唐以来的成熟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