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唐代，弈棋文化迎来全面繁荣，形成“宫廷主导、朝野响应、全民参与”的盛况。唐太宗李世民虽为马上天子，却对围棋情有独钟，常与魏征、房玄龄等大臣对弈，以棋“观臣之智、察臣之德”。魏征曾以“围棋守拙”喻“治国戒骄”，在棋局中故意让太宗“险胜”，借机进言“棋如治国，不可贪胜冒进，当以稳为要”，成为“以棋谏政”的典范。唐玄宗时期，棋待诏制度进一步完善，宫廷中设立“棋院”，专门负责棋艺研究、赛事组织与人才培养，着名棋待诏王积薪便是唐代棋艺的代表人物。王积薪着有《围棋十诀》，提出“不得贪胜、入界宜缓、攻彼顾我、弃子争先、舍小就大、逢危须弃、慎勿轻速、动须相应、彼强自保、势孤取和”的棋理准则，将围棋谋略与人生智慧、治国之道深度融合，成为后世围棋的经典理论基石。其“山中妇人对弈”的传说更广为流传，展现了唐代围棋普及的盛况——王积薪某次出行，夜宿山中，听闻隔壁妇人与儿媳对弈，仅凭口述落子，棋局精妙绝伦，王积薪潜心聆听，棋艺大增，印证了唐代民间弈棋水平的高超。
唐代弈棋的普及程度远超历代，形成了“上自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皆以弈为乐”的社会风尚。长安、洛阳、扬州等大都市的“棋肆”不仅是对弈场所，更成为文化交流中心，棋肆中常设有“棋谱墙”，张贴名家棋局供人观摩学习，部分棋肆还提供“棋艺教学”服务，由资深棋师传授技巧。民间弈棋赛事频繁，每年元宵、中秋等节日，各地都会举办“围棋会”“双陆赛”，参与者络绎不绝，获胜者可获得官府或富商赏赐的棋具、钱财。弈棋还深入女性生活，唐代才女上官婉儿、薛涛等皆擅长围棋，宫廷中甚至设有“女棋待诏”，专门陪侍后妃对弈，出土的唐代墓葬壁画中，便有仕女对弈的生动场景，展现了女性在弈棋文化中的重要地位。此时的弈具制作工艺达到巅峰，贵族使用的弈具以玉石、象牙、紫檀木为原料，镶嵌金银、螺钿，工艺繁复精美；民间则流行竹制、陶制棋具，轻便耐用，部分棋具还刻有棋理口诀，兼具实用与教育功能。
更为显着的是，唐代开放的对外政策推动弈棋文化实现“跨国界、跨文明”的深度传播与交融。通过丝绸之路与海上贸易，中国的围棋、双陆棋传入日本、朝鲜、印度乃至阿拉伯地区，而域外的弈戏也传入中原，形成双向交流的格局。日本多次派遣“遣唐使”，将围棋带回日本，日本天皇还专门派遣棋士入唐学习，唐代棋待诏顾师言曾与日本王子对弈，以“镇神头”妙手取胜，被后世传为美谈，围棋也逐渐成为日本的“国艺”。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等国也深受唐代弈棋文化影响，新罗留学生在长安常与唐人对弈，将棋艺与棋理带回本国，融入本土文化。同时，阿拉伯地区的“大食象棋”传入中国，其“王、车、马、象、兵”的棋子设定与行走规则，与唐代“象戏”相互借鉴，推动了中国象棋的最终定型——唐代后期出现的“宝应象棋”，已具备“将、士、象、马、车、炮、兵”七种棋子，规则与现代象棋基本一致，标志着中国象棋的正式诞生。
唐代的弈棋文化还与文学、艺术、哲学深度融合，成为盛世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皆有咏棋诗作，李白“且将棋度日，应用酒为年”，杜甫“楚江巫峡半云雨，清簟疏帘看弈棋”，以诗咏棋，意境深远；王维则将围棋与禅意结合，其“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诗句，与围棋“顺势而为”的棋理异曲同工。绘画领域，阎立本、吴道子等画家创作了大量以弈棋为题材的作品，《明皇合乐图》中便有唐玄宗与宫人对弈的场景，生动再现了唐代弈棋的社会风貌。哲学层面，儒、释、道三教思想进一步融入棋道，儒家强调“棋德”，主张“弈者仁也”；佛家将围棋视为禅修方式，追求“棋禅一味”；道家则倡导“无为而弈”，强调顺应自然棋理，三者交融，使弈棋的精神内涵更为丰富厚重。
隋唐时期的弈棋文化，在大一统盛世的滋养下，完成了从“多元融合”到“成熟定型”的历史跨越。它以制度规范化为保障，以全民普及为基础，以理论创新为核心，以中外交融为拓展，成为兼具“竞技性、文化性、精神性”的成熟文明形态。从隋代的规则统一到唐代的全民狂欢，从棋待诏制度的设立到《围棋十诀》的诞生，从本土文化的沉淀到跨文明的传播，弈棋文化在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