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权层面，尽管各国统治者多以武立国，却深知“礼制正，则名分定；名分定，则天下安”的道理，纷纷以“承唐制、续礼乐”为政治诉求，在有限的范围内维系崇文知礼的制度框架。后唐庄宗李存勖虽以勇武着称，却极为推崇唐代礼乐，即位后即刻下令修复太常寺，召集流落民间的乐工、儒士，整理唐代遗留的礼乐典籍与仪轨，试图恢复宫廷祭祀、朝会的礼仪规范，其修订的《同光礼》虽规模远不及《大唐开元礼》，却保留了核心仪轨，成为乱世中礼制传承的重要载体；后周世宗柴荣是五代时期少有的明君，他在位期间不仅推行经济改革，更重视文教与礼仪建设，下令搜求天下典籍、修缮学宫，重用儒臣修订律令，将“孝悌、忠信、礼义”等观念融入法律条文，同时规范官员服饰、车马仪仗，试图以礼制整饬社会秩序，为北宋的统一与礼制重建奠定了基础。南方的割据政权虽偏安一隅，却更注重以崇文知礼彰显正统、凝聚民心：南唐烈祖李昪立国后，以“恢复唐制”为旗帜，在金陵设立国子监，广纳天下贤士，教授儒家经典，李煜虽为亡国之君，却极具文学才华，其诗词作品中既蕴含着“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的悲怆，也坚守着“谦恭有礼、温润如玉”的士人风范，而南唐的科举制度依然延续唐代旧制，以经义、诗赋取士，推动了江南地区的文化繁荣；吴越政权历代君主皆推崇文教，钱镠在位时设立“择能院”，选拔儒士为官，重视典籍整理与水利建设，其“善事中国，保境安民”的国策背后，暗含着对“礼义睦邻”的坚守，而钱弘俶时期更是大兴儒学，修缮孔庙、兴办书院，让江南地区的崇文风尚在乱世中得以延续。
在士人阶层，面对“王道衰微、乱世无道”的困境，文人士子以“修身守礼、传承文脉”为己任，将崇文知礼从制度层面转向精神层面，以着书立说、避世修身的方式，维系着文明的火种。这一时期的士人虽多有仕途坎坷、颠沛流离之苦，却始终坚守儒家礼义准则，如冯道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虽被后世诟病“不忠”，却在乱世中主持编纂《九经》，历时二十余年完成雕版印刷，让儒家经典得以大规模传播，为礼仪文化的传承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罗隐虽屡试不第，却始终坚守“仁礼”思想，其《谗书》中既有对乱世弊病的批判，也有对“礼义廉耻”的推崇，主张“礼者，天下之大本也”，成为乱世中士人守礼的精神象征。部分士人选择避世隐居，在山林间设立私学，教授弟子、整理典籍，如南方的武夷山区、庐山等地，成为士人避乱讲学的聚集地，他们既传授儒家经典与礼仪规范，也将民间习俗与礼仪观念相结合，让崇文知礼的观念在民间得以延续。此外，五代十国的文学艺术虽多沾染乱世的悲怆之气，却依然蕴含着礼仪内涵：词这一文学形式在此时走向成熟，温庭筠、韦庄等词人的作品，既有对爱情的歌颂，也有对“温婉有礼、含蓄内敛”的审美追求，而绘画艺术中，人物画多以历史典故、儒家先贤为题材，如周文矩的《重屏会棋图》，通过描绘帝王弈棋的场景，展现了“谦谦君子”的礼仪风范，成为传播礼义观念的重要载体。
在民间层面，尽管战乱频繁，普通民众依然坚守着世代相传的礼仪习俗，将崇文知礼融入日常生活的点滴，形成了“乱世守礼、以礼安身”的民间风尚。家庭伦理方面，“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传统依然是民间家庭的核心准则，尽管生活困苦，民众依然重视子女的礼仪教育，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将“尊老爱幼、诚实守信”等观念传递给后代；婚丧嫁娶方面，隋唐以来的“六礼”虽有所简化，却依然保留核心流程，如婚礼中的“纳采、迎亲”，丧礼中的“守孝、祭祀”，这些礼仪不仅是生活仪式，更是维系家庭伦理、邻里关系的重要纽带。民间信仰与礼仪也相互融合，佛教、道教的祭祀礼仪与民间习俗相结合，如庙会中的祈福仪式、节日中的祭祀活动，既满足了民众的精神需求，也传播了“向善守礼”的观念；而商业活动中，尽管市场秩序混乱，商人依然遵循“童叟无欺、诚信经营”的礼仪准则，部分商业市镇甚至形成了行业规范，以礼仪约束商业行为，维系着基本的市场秩序。此外，民间的蒙学教育并未中断，《三字经》《百家姓》的雏形在这一时期逐渐形成，这些蒙学读物以浅显易懂的语言，传授识字、历史、礼仪知识，让普通民众的子女也能接受基础的崇文知礼教育，成为文明传承的重要基础。
五代十国时期的崇文知礼，虽无隋唐盛世的恢宏气象，却以“乱世坚守”的韧性，延续了华夏文明的核心脉络。政权层面的务实维系、士人阶层的精神坚守、民间层面的习俗延续，三者相互支撑，让崇文知礼在战火中得以存续。这一时期的坚守与调适，既保留了隋唐礼制的核心内涵，又根据乱世实际进行了简化与革新，为北宋统一后“崇文抑武”国策的推行与礼制的全面重建，积累了宝贵的实践经验，让华夏文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