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承接隋制，在“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推动下，将崇文知礼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鼎盛阶段，呈现出“制度完备、思想包容、全民践行”的鲜明特征。在制度层面，唐太宗李世民命房玄龄、魏征等修订《贞观礼》，后经唐高宗、唐玄宗时期的完善，形成了《大唐开元礼》，全书一百五十卷，详尽规范了祭祀、朝会、册封、婚丧、外交等各类礼仪，从天子的“封禅大典”到士人的“冠礼”、百姓的“婚礼”，皆有明确的流程与准则，实现了“礼治天下”的极致。科举制度在唐代走向成熟，分为常科与制科，常科中的进士科尤为重要，考试内容涵盖经义、诗赋、策论，要求考生不仅需通晓儒家经典，更要具备良好的礼仪修养与文学素养，“雁塔题名”成为文人墨客的至高荣耀，而科举制度催生的“士大夫阶层”，成为崇文知礼的核心载体——他们既是朝廷政令的执行者，也是礼仪文化的传播者，如韩愈倡导“文以载道”，主张通过文学传播儒家礼义，其《师说》中“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的论述，将“尊师重道”的礼仪观念推向新的高度。
在思想文化层面，唐朝秉持“兼容并蓄”的国策，儒、释、道三教并行，共同丰富了崇文知礼的内涵。儒家思想依然是官方正统，唐太宗设立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等各级官学，教授儒家经典，《五经正义》的编纂统一了经典阐释，让礼仪观念有了标准化的传播依据；佛教在唐代极为兴盛，玄奘西行取经、鉴真东渡传法，佛教的“慈悲向善”“众生平等”理念与儒家的“仁礼”思想相互补充，寺庙不仅是宗教圣地，更成为文化教育中心，僧人们翻译佛经、讲授佛学，同时传播文学、艺术与生活礼仪，如“茶禅一味”的兴起，将饮茶礼仪与禅修、儒家修身相结合，成为士人阶层的重要生活方式；道教被尊为国教，老子被追尊为“圣祖”，道教的“道法自然”“清静无为”思想与儒家的“积极入世”相互平衡，李白等诗人深受道教影响，其作品中既有“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的傲骨，也蕴含着“谦谦君子”的礼仪风范，形成了“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思想格局，让崇文知礼更具包容性与生命力。
在社会生活与各领域渗透中，唐代的崇文知礼展现出“全民化、生活化、艺术化”的特征。宫廷层面，帝王将相以身作则，推崇礼仪教化，唐太宗李世民“纳谏如流”，魏征“犯颜直谏”，成为“君明臣贤”的礼仪典范；唐玄宗时期的《霓裳羽衣曲》，将宫廷礼乐与舞蹈艺术完美结合，既彰显了盛世气象，也传播了“雍容华贵、谦逊有礼”的礼仪内涵。民间层面，家庭礼仪日趋完善，《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的理念深入人心，“父慈子孝、兄友弟恭”成为家庭伦理的核心，而邻里交往中遵循“与人为善、谦逊礼让”的准则，形成了淳朴和谐的民间风尚。文学艺术领域，唐诗的繁荣成为崇文风尚的集中体现，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诗人的作品，既有对国家命运的关怀，也有对个人品德的坚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与“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的礼仪准则，通过诗歌传唱至千家万户；书法艺术中，颜真卿的楷书端庄雄浑，蕴含着“浩然正气”的礼仪精神，王羲之的行书飘逸洒脱，展现了“风雅尚礼”的文人情怀，成为后世修习礼仪与艺术的典范。
此外，唐代的崇文知礼更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形成了强大的文化辐射力。日本多次派遣遣唐使来华，学习唐代的礼仪制度、文字典籍、生活习俗，将科举制度、儒家经典、服饰礼仪带回日本，融入本土文化，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唐风文化”；朝鲜半岛的新罗、百济等国，也纷纷派遣留学生来华，在长安的国子学中学习儒家经典与礼仪规范，将唐代的崇文知礼传统引入朝鲜半岛，推动了当地文明的发展；西域各国通过丝绸之路与唐朝交往，既带来了异域文化，也吸收了唐代的礼仪制度，形成了“胡汉交融”的文化景观，如胡服、胡乐、胡舞的传入，与唐代的礼仪文化相结合，丰富了崇文知礼的表达形式。
隋唐之际的崇文知礼，不再是单纯的制度规范或伦理说教，而是成为贯穿社会各阶层、渗透生活各领域的文明基因。它既是维系大一统帝国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也是滋养盛唐气象的精神土壤，更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巅峰并辐射东亚的核心力量。这一时期形成的礼仪体系与崇文传统，不仅深刻影响了后世宋、元、明、清的文明发展，更成为中华民族绵延不绝的精神财富，让“崇文知礼”成为华夏文明最鲜明的标识之一。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盛唐的大一统格局分崩离析，中原地区政权更迭如走马灯，梁、唐、晋、汉、周相继更迭，南方则割据为吴、南唐、吴越、闽、楚等十余个政权，战火纷飞、民不聊生的乱世图景，让隋唐以来构建的完备礼制体系遭遇重创——宫廷礼乐废弛、官学教化中断、礼仪规范失序，“礼崩乐坏”的阴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