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中国历史进入了多民族政权并立、文化深度交融的新阶段。宋朝以华夏正统自居，延续隋唐以来的崇文传统并推向精致化；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则在吸收汉制精髓的基础上，将本民族文化融入礼仪体系；元朝大一统后，更以“兼容并蓄”的姿态整合各族礼制，使崇文知礼突破了单一民族的界限，形成了“汉制为基、多元共生”的文明格局。这一时期，礼仪不再是汉族专属的文化标识，而是成为维系各政权统治、促进民族交融、凝聚社会共识的共同精神纽带。
宋朝鉴于五代十国武人乱政的教训，推行“崇文抑武”的基本国策，让崇文知礼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精致化与全民化水平。在制度层面，宋朝完善科举制度，扩大取士规模，确立“殿试”制度，皇帝亲自主持考试，将“崇文”与“忠君”深度绑定，“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文官集团成为统治核心，士大夫既执掌朝政，也承担着礼仪传承的使命——宋仁宗时期编纂《太常因革礼》，收录历代礼制沿革与宋代仪轨，从宫廷祭祀到民间婚丧，礼仪规范更为细致周全；朱熹编纂《四书章句集注》，将儒家经典通俗化、体系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伦理准则，将礼仪观念从外在行为规范转化为内在的道德修养，其倡导的“洒扫应对进退之节”，让崇文知礼渗透到孩童启蒙教育的全过程。在社会生活层面，宋朝的礼仪文化呈现出“世俗化、精致化”的特征：家庭礼仪中，《朱子家训》《袁氏世范》等家训着作盛行，对饮食起居、待人接物、修身齐家作出详尽规范，“父慈子孝、夫义妇顺”成为民间家庭的行为准则；社交礼仪中，士大夫阶层兴起“雅集”风尚，苏轼、黄庭坚等文人墨客聚会时，品茶、赏画、赋诗、论道，既展现了崇文情怀，也形成了“谦恭有礼、含蓄内敛”的社交规范；民间节庆礼仪更为丰富，春节守岁、元宵赏灯、清明扫墓、中秋赏月等习俗逐渐定型，这些节日既保留了“敬天法祖”的传统内涵，也融入了邻里互助、亲友团聚的礼仪元素，成为全民共享的文化仪式。文学艺术领域，宋词、宋画、理学思想相互交融，柳永、李清照的词作既抒发个人情志，也蕴含着“温婉有礼”的审美追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汴京城的市井百态，其中商铺经营的诚信礼仪、邻里交往的和睦氛围，正是宋代民间崇文知礼的生动写照。
与宋朝并立的辽、西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虽以游牧或渔猎文明为根基，却纷纷主动吸纳中原崇文知礼的传统，结合本民族特色构建起“胡汉合璧”的礼仪体系。辽国实行“南北面官制”，以汉制治理汉人、契丹制治理契丹人，在礼仪制度上既保留契丹族的祭祀习俗（如祭山、祭河、祭祖先），又全面吸收唐宋礼制——辽圣宗时期修订礼仪，模仿中原王朝设立太常寺、鸿胪寺，规范宫廷朝会、祭祀、册封等仪轨；辽道宗下令翻译《论语》《孟子》《孝经》等儒家经典为契丹文，在贵族中推行儒学教育，让“孝悌忠信”的礼仪观念融入契丹社会。西夏政权由党项族建立，李元昊称帝后虽刻意彰显民族特色，创立西夏文字、制定本族服饰，但在礼制核心层面仍以汉制为蓝本——仿照唐宋设立官学、推行科举，以儒家经典为考试内容；编纂《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将“忠君、孝亲、守信”等礼仪观念纳入法律条文，同时保留党项族“祭神、拜祖”的传统礼仪，形成了“汉礼为骨、夏俗为肉”的独特体系。金国由女真族建立，金熙宗时期推行“汉化改革”，废除女真旧制，全面采用唐宋礼制：仿照中原王朝修建太庙、社稷坛，规范祭祀礼仪；设立国子学、府学，教授儒家经典，科举制度以经义、词赋取士，女真贵族子弟需研习汉文化方能入仕；金章宗时期编纂《大金集礼》，系统整合唐宋礼制与女真习俗，将“尊老爱幼、邻里和睦”等礼仪规范推广至女真民众，实现了“女真汉化、汉俗融胡”的深度交融。
元朝结束了多民族并立的局面，建立起疆域辽阔的大一统帝国，其崇文知礼体系以“兼容并蓄”为核心，整合了汉、蒙古、西域等多民族的文化精华，呈现出“多元共生、全域辐射”的特征。元朝统治者虽为蒙古族，却并未摒弃中原礼制，而是采取“因俗而治”的策略：在中央设立太常礼仪院，专门负责祭祀、朝会等礼仪事务，基本沿用唐宋以来的核心仪轨，如祭天、祭地、宗庙祭祀等，以彰显政权的正统性；同时保留蒙古族的传统礼仪，如“忽里勒台”（贵族议事会）、“诈马宴”（宫廷盛宴）等，让蒙古习俗与汉制礼仪并行不悖。在教育与文化层面，元朝推崇儒学，将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定为科举考试的官方标准，在全国设立各级官学与书院，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等得以延续发展，同时鼓励蒙古、色目贵族子弟研习儒家经典，推动礼仪观念在各民族中的传播；此外，元朝重视多元文化交流，西域的伊斯兰教礼仪、佛教的藏传佛教礼仪与中原的儒家礼仪相互并存，民间生活中既有汉族的婚丧嫁娶礼仪，也有蒙古族的节庆习俗，形成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礼仪生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