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顿了顿，目光落在郑国叛乱的记述上，眉头深蹙：“子驷执政，整顿田界本是为国，却因损及四族利益而招怨；抑制尉止，虽有‘不合礼’之说，却也难掩专权之嫌。最终身死宫闱，三位执政同日殒命，固然是五族作乱之祸，却也未尝不是‘失人心’之果。孟献子早预言郑国征战过频必有灾祸，竟一语成谶，可见‘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穷兵黩武、漠视民怨，纵是执政大夫，也难逃覆灭之局。”
谈及子产平叛，王嘉眼中才稍露亮色：“危难之际，子西仓皇无措，子产却能镇定布防、整军平乱，而后又力劝子孔焚盟安众，这份临危不乱的智略与体恤民心的仁心，实在难得！盟书本为安邦，若反致众怒，便是舍本逐末。子产一句‘众人之怒难犯，专权之欲难成’，道尽了乱世治国的真谛——礼不在于刻板的条文，而在于人心的向背啊！”
话锋一转，他又谈及诸侯伐郑与郑国“朝晋暮楚”的抉择，语气中满是无奈：“郑国夹在晋、楚之间，如风中飘萍，顺从晋国则遭楚攻，依附楚国则触晋怒，不得已而‘两面摇摆’，说到底，不过是弱国求生的挣扎。可诸侯联军伐郑，既不能全力御楚，又不能庇护郑国，最终只得撤兵，还顺带劫掠郑境，这所谓的‘盟主之责’，终究还是难逃‘利字当头’的现实。”
当目光触及周王室的纷争，王嘉更是一声长叹：“周天子本是天下共主，如今却连王室卿士之争都需诸侯调解，何其可悲！王叔陈生恃宠而骄，伯舆一族据理力争，看似是尊卑之争，实则是王室权威旁落的明证。昔日平王东迁，赖六姓大夫辅佐，如今却因权位之争反目，连‘世世代代守职守’的盟誓都成了空谈，这‘礼崩乐坏’，竟已蔓延至天下的根脉啊！”
他抬手抚过竹简上“盗杀执政”“王叔出奔”的字样，心中五味杂陈：“春夏之祸，多在‘力’的交锋；秋冬之乱，却在‘义’的崩塌。诸侯相攻，尚有礼制的表面维系；同族相残、王室失序，才是真正的礼义不存。可即便如此，子产的智、士匄的正、伯舆一族的坚守，仍在黑暗中点亮微光。”
王嘉俯身，在《问礼初记》的末尾添上数语，笔锋遒劲：“礼者，非独邦交之仪，亦为治国之纲、立身之本。国无礼则乱，家无礼则衰，人无礼则危。鲁襄公十年全年风云，皆在印证：力可夺城，却不可夺人心；权可一时，却不可一世。唯有以礼正心、以义安邦，方能在乱世中寻得生机，这便是‘崇文知礼’的真正奥义啊！”
说罢，他将竹简轻轻卷起，目光望向窗外，仿佛已透过这十年的纷争，望见了礼义虽微、却终未断绝的历史长河。
紧接着，在这之后不久，思虑良久之余，只见王嘉的脑海里，对于这一系列事情，此时此刻顿时便浮现出这一时期乃至后续时代诸子百家与名人大师的着作典籍中的佳句名篇，紧接着便轻声吟诵并细细感悟起这一切来。
“《周易》有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鲁襄公十年的乱世风云，不正是这番道理的鲜活注解吗？”王嘉闭目沉吟，脑海中先浮现出《周易》的箴言，语气中带着恍然大悟的通透，“晋国凭强盛国力合诸侯、伐偪阳，是‘自强不息’的进取；向戌辞封、子产焚盟，是‘厚德载物’的仁心。可乱世之中，强者多恃力而弃德，郑国穷兵黩武、王叔陈生恃宠而骄，终致祸乱，这便是背离天道人伦的必然啊！”
他缓缓睁开眼，指尖在木简上轻叩，又诵起《老子》名句：“‘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 偪阳之灭、萧邑之破，无数生民流离失所，皆因大国争雄、小国依附，兵戈四起。晋楚争霸，郑莒趁乱，看似是利益之争，实则是‘不祥之器’滥用的惨状。老子所言‘不得已而用之’，原是劝人慎战惜民，可春秋诸侯多以兵戈为捷径，终致礼崩乐坏，何其悲哉！”
谈及郑国内乱与子产的应对，他不禁念起《论语》中的教诲：“‘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子驷整顿田界本为治政，却因失德失人心而招祸；子产临乱镇定，以民意为重，焚盟安众，终使郑国安定，这不正是‘为政以德’的明证吗？孔子后来盛赞子产‘有君子之道四焉’，观其平叛治国之举，果然名不虚传。所谓‘政者，正也’，子产以正心行正事，方得民心归附，这便是治国的根本啊！”
当思绪触及周王室的衰微与诸侯的背离，他又轻声诵出《孟子》的警言：“‘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 周平王东迁时，赖六姓大夫辅佐，是因周天子尚有‘道’；如今周灵王不能持平卿士之争，王叔陈生失道而逃，王室权威旁落，需诸侯调解，正是‘失道寡助’的写照。晋国能合诸侯为盟，初时亦是因‘尊王攘夷’的正道；可后来联军伐郑，撤兵时劫掠边境，失了正道，便难成真正的霸业，这与孟子所言何其契合！”
他顿了顿，想起诸侯会盟中的礼仪之争，又诵起《礼记》名句：“‘礼者，天地之序也；乐者，天地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