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国大夫子蟜见晋、楚两国大军对峙，深知郑国夹在中间，稍有不慎便会再次陷入战火，于是暗中说道：“诸侯联军已经做好了撤回的准备，他们并不想与楚军正面交战。我们顺从诸侯，他们会退兵；不顺从他们，他们也会退兵。一旦诸侯退走，楚军必然会转而包围我国，到时候郑国又将面临灭顶之灾。同样是要让军队撤退，不如顺从楚国，让楚军也一同退去，这样郑国才能得以保全。”于是，郑国在夜间悄悄渡过颍水，与楚国缔结了盟约。栾黡得知郑国背叛联盟、与楚结盟后，怒不可遏，想要率军攻打郑军。荀罃急忙劝阻道：“是我们不能够彻底抵御楚国，又不能够全力庇护郑国，郑国在两大强国之间摇摆求生，并没有什么罪过。不如将这份怨恨归咎于楚国，率军撤回晋国。现在攻打郑国，楚国必定会出兵救援，我们与楚军交战如果不能取胜，只会被诸侯嘲笑；即便取胜，也会损耗大量兵力，得不偿失，不如暂且撤兵。”丁未日，诸侯联军下令撤军，在撤回途中，为了报复郑国的背叛，顺便侵袭了郑国北部边境，掠夺了一批物资后才班师回国。楚国见诸侯联军撤退，也率领军队返回了楚国。
就在诸侯纷争不断之际，周王室内部也爆发了权力之争。王叔陈生与伯舆争夺卿士之位，周灵王偏袒伯舆，王叔陈生大怒，愤而逃离周都洛邑，来到黄河边驻扎。周灵王见状，心生悔意，派人前往黄河边请他回国，并杀死了王叔陈生所怨恨的史狡，以此取悦于他。但王叔陈生仍怒气未消，不肯返回洛邑，执意留在黄河边。晋悼公作为中原诸侯盟主，有维护周王室稳定的责任，于是派遣大夫士匄前往周都，调解王室的纠纷。王叔陈生与伯舆各自提出诉讼，相互指责对方的过错。王叔陈生的家宰与伯舆的大夫瑕禽在周王的朝廷上展开激烈争辩。王叔的家宰说道：“伯舆出身蓬门小户的卑贱人家，却妄图凌驾于王叔之上，以下犯上，这样一来，上位者就很难安定了，王室的秩序也会被打乱。”瑕禽反驳道：“往昔周平王东迁洛邑时，我们伯舆一族与其他六姓大夫一同跟随平王，一路之上，牺牲的祭品全都准备得十分完备，平王全靠我们这些人的辅佐，才得以在东方立足。平王为了感谢我们，特意赐给我们以骍牛为牲品的重盟，发誓说‘世世代代不要失去职守’。如果我们是蓬门小户的卑贱人家，当年能跟随平王东迁并在东方安居下来吗？而且天子当年又能依赖我们什么呢？现在自从王叔担任辅相以来，政事都依靠贿赂来完成，他任用宠臣，专施刑罚，搜刮民脂民膏。朝中各有关官员，一个个富得流油，而我们这些坚守职守的家族，却被排挤打压，能不落到如今这般‘蓬门小户’的境地吗？请大国好好考虑一下！在下面的人有理却不能得到申诉，这还能叫做公正吗？”士匄听了双方的申诉后，说道：“天子所支持的，寡君也支持；天子所反对的，寡君也反对。”随后，士匄让王叔陈生与伯舆相互对证，拿出各自的证据。王叔陈生却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清白，也无法反驳伯舆一方的指控。最终，王叔陈生自知理亏，逃奔到晋国寻求庇护。《春秋》中没有记载这件事，是因为周王室没有向鲁国正式报告。王叔陈生出逃后，单靖公被任命为周王室的卿士，辅佐周灵王处理朝政，王室的纷争才得以暂时平息。
鲁襄公十年的秋冬两季，战火从诸侯列国蔓延至周王室，既有国与国之间的征伐攻伐，也有国内的权力内乱，还有王室的派系之争。郑国因穷兵黩武引发内乱，三位执政大夫死于非命；鲁国两面受敌，边境饱受劫掠之苦；诸侯联军伐郑却因楚国介入而无功而返；周王室的权力之争最终依赖晋国调解才得以平息。这一系列事件，进一步凸显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时代特征——诸侯不再恪守周礼，为了利益相互攻伐；卿大夫不再忠于国君，为了权力发动叛乱；周王室失去了天下共主的权威，不得不依赖诸侯调解内部纠纷。但即便如此，子产平叛的镇定、子孔焚盟的妥协、士匄调解王室纠纷的努力，仍在维系着“礼”的残存体面，成为乱世中的一抹微光。鲁襄公十年的全年风云，正是春秋乱世的完整缩影，礼与力的交锋、权与义的博弈，在这一年展现得淋漓尽致，也深刻影响了此后列国的政治格局与历史走向。
眼见鲁襄公十年秋冬后两季相比之前，竟承上启下发生了更多的事情，只见王嘉此刻的内心五味杂陈，在这一刻，他在原有的基础上，也是有更多的感触。
“春夏兵戈未歇，秋冬祸乱更烈，这鲁襄公十年，当真算得上‘多事之秋’啊！”王嘉望着案上摊开的竹简，指尖划过记载郑国内乱与王室纷争的字句，语气中满是沉重的感慨，“先前只叹诸侯争霸、礼义难存，如今方知，乱世之中，不仅国与国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