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欧：俄罗斯与东欧国家的区划特色
俄罗斯及东欧国家的地理区划，呈现出“拜占庭文明影响、封建割据与帝国扩张交织”的特征。中世纪早期，东欧 Slavic 部落以氏族聚落为基础形成“公国”，如基辅罗斯将统治区域划分为若干公国，公国内设“州”（Volost），由贵族治理，疆域边界随部落战争频繁变动；蒙古帝国统治时期，俄罗斯地区成为金帐汗国的藩属，区划转为“汗国—公国—州”三级，金帐汗通过任命“弗拉基米尔大公”间接统治各公国；莫斯科公国崛起后，逐步统一俄罗斯地区，废除公国割据，推行“省（Guberniya）—县（Uyezd）”二级制，省由中央直接派遣总督管辖，强化集权；东欧其他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则长期处于封建割据状态，区划核心单元为“贵族领地”与“教会领地”，国王权力薄弱，领地边界随封建契约频繁调整，直至近代民族国家形成后，才逐步确立统一的行省制。
相关典籍与史料见证了这一进程：《往年纪事》 （基辅罗斯编年史书）记载了基辅罗斯各公国的地理分布、疆域界限与部落治理，反映了早期东欧“公国—州”的区划格局；《金帐汗国法典》 （蒙古统治时期法律文献）涉及对俄罗斯各公国的管辖范围与税收规定，间接呈现了“汗国—公国”的区划隶属关系；《莫斯科公国法令集》 记录了莫斯科公国统一后“省—县”制的推行过程，明确了省、县的行政权限与边界划分；此外，波兰的《瓦迪斯瓦夫法典》、匈牙利的《匈牙利编年史》等文献，也记载了东欧各国封建领地制下的区划特征与治理模式。
至于东南亚地区，其地理区划呈现出“多元文明交融、山河阻隔下的分散与整合并存”的鲜明特质，既受中国、印度文明的辐射影响，又深深植根于本土热带雨林、河流冲积平原的自然环境与部落联盟社会结构，形成了“城邦联盟、土司治理、帝国分封”等多元并存的区划范式，相关碑铭、编年史与殖民时期记录为其独特实践提供了重要佐证。
东南亚大陆（中南半岛）的区划多与帝国扩张、河流流域紧密关联。扶南、真腊（吴哥王朝）作为早期东南亚帝国，以湄公河、洞里萨湖为核心，将统治区域划分为若干“省”（Srok），省以下设“县”（Krom），区划边界多沿河流、山脉延伸，核心区域为河流冲积平原（如吴哥窟周边），是行政与宗教中心，边缘区域则由部落首领间接管辖，形成“核心集权、边缘羁縻”的格局；缅甸蒲甘王朝仿印度种姓制度与中国行省制，设“阿瓦省”“卑谬省”等行政单元，同时保留部落土司制度，土司向王朝纳贡称臣，拥有一定自治权；泰国素可泰王朝、阿瑜陀耶王朝则以“府”（gwat）为核心区划单元，府以下设县、区，府的划分兼顾河流流域（如湄南河流域）与军事防御，首都周边府由中央直接管辖，边境府则赋予土司部分权力。
海岛东南亚（马来群岛）的区划则以“城邦（Negeri）与部落联盟”为核心，依托海洋贸易与热带雨林环境形成独特格局。室利佛逝王国作为海上贸易帝国，以苏门答腊巨港为核心，将周边岛屿划分为若干属国，属国以城邦为单位，通过贸易贡赋与核心城邦维系关系，区划边界多以海洋、海峡为天然标识；满者伯夷王国统一爪哇后，将疆域划分为若干“曼达利卡”（mandala，意为“圆圈”），以首都为中心逐层向外辐射，核心区域由王室直接统治，边缘区域由部落首领或藩属国王管辖，形成“同心圆式”区划体系。
东南亚的碑铭与文献留存了珍贵记录：吴哥碑铭（真腊王朝时期的梵文与古高棉文碑铭）详细记载了吴哥王朝的“省—县”划分、土地归属与税收制度，印证了“核心—边缘”的区划逻辑；《缅甸史》 （作者缅甸史学家貌丁昂）记录了蒲甘王朝的行省设置与土司制度，反映了印度文明与本土治理的融合；《马来纪年》 （马来群岛编年史）记载了室利佛逝、满者伯夷王国的城邦联盟与属国划分，展现了海岛东南亚“以贸易联结的区划格局”；此外，越南的《大越史记全书》（受中国影响的官修史书）记载了越南从“郡县制”到“道—府—县”制的区划演变，其“十三道”划分既仿中国又适配红河三角洲的地理环境；殖民时期的《爪哇志》（荷兰殖民者编撰）则系统梳理了满者伯夷王国的“曼达利卡”区划体系，为研究东南亚古代区划提供了重要补充。
东亚、东欧与东南亚的地理区划实践，再次印证了人类文明空间治理的多元性——东亚的“仿华革新”、东欧的“封建割据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