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地理典籍与舆图系统记录了这一进程：《大清一统志》 历经康、雍、乾三朝编撰，规模宏大，以十八省及边疆将军辖区、盟旗为单位，详细记载各地沿革、疆域、山川、物产、风俗，其对新疆、西藏、东北等边疆区划的精准界定，印证了清代大一统疆域的形成；《嘉庆重修一统志》 补充了乾隆至嘉庆年间的区划调整，明确了“省—府—厅—州—县”的完整层级，以及边疆将军辖区与内地行省的统属关系；《皇舆全图》 （康熙、乾隆时期绘制）则以实测为基础，精准标注了清代各省、边疆辖区的疆界与地理格局，直观呈现了“内外一统”的区划全貌。此外，《清史稿·地理志》 系统梳理了清代行政区划的演变，对“改土归流”后府县的增设、边疆省份的建制记载详实，成为研究清代区划定型的重要依据。
明清两代的地理区划实践，实现了三个核心突破：一是行政层级的规范化，形成了延续至今的“省—府—县”三级核心框架，层级清晰、权责适配，兼顾了中央集权与地方治理效能；二是边疆区划的一体化，将东北、新疆、西藏、台湾等边疆地区全面纳入中央行省或特殊行政区体系，打破了历代“中原核心、边疆羁縻”的二元格局，奠定了现代中国的疆域基础；三是多民族治理的适应性，通过“改土归流”与土司制度的保留、盟旗制度与州县制的并行，实现了对不同民族、不同生产方式区域的差异化治理，强化了多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与疆域凝聚。
尤为重要的是，明清区划体系并非僵化的制度框架，而是随时代需求动态调整——明代的卫所制向州县制的过渡、清代的边疆省份升格与“改土归流”，皆体现了“因势而变、利国便民”的治理逻辑。当近代社会来临，西方列强入侵与国内变革浪潮冲击下，明清定型的区划体系虽历经调整，但其“省—府—县”的核心框架、“犬牙交错”的划界原则、“多民族一体化”的治理理念，仍被现代中国所继承与发展，成为华夏文明空间治理智慧的集大成者，在历史长卷中写下了大一统国家区划体系的最终篇章。
而在欧洲各国，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于地理区划领域，便已形成与华夏文明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其区划实践始终与城邦自治、帝国扩张、宗教权力深度绑定，呈现出“多元分散、军政合一、神权介入”的鲜明特征，相关典籍与铭文则为这一进程留下了珍贵的文字印记。
古希腊文明以城邦为核心政治单元，地理区划完全围绕城邦的生存与发展展开。希腊半岛多山多岛的地理环境，造就了数百个独立自治的城邦国家，每个城邦以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少量农田与村落，形成“城邦—村落”的二元区划格局。城邦之间无明确的隶属关系，疆域边界多以山脉、河流、海洋为天然界标，且随战争、殖民活动频繁变动。古希腊的区划实践蕴含着“自治与殖民”的双重逻辑：雅典作为民主制城邦的代表，将辖区划分为十个“部落”（德莫），部落既是行政单元，也是军事编制与选举单位，这种区划设计打破了传统血缘部落的界限，以地理划分重构社会结构，保障了民主制度的推行；斯巴达则以军事统治为核心，将辖区划分为公民居住区、庇里阿西人村落与希洛人领地，通过严苛的地理隔离与层级划分，维系奴隶主贵族的统治。古希腊的地理认知与区划思想集中体现在典籍之中：希罗多德的《历史》 （又称《希腊波斯战争史》）虽以战争为核心，却详细记载了希腊各城邦的地理分布、疆域范围及与周边蛮族的界限，其对埃及、巴比伦等东方文明区域的地理描述，也反映了古希腊人对“已知世界”的区划认知；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从城邦治理角度，探讨了地理环境与区划设置的关系，提出“城邦疆域应适中，既便于管理又能保障自给”的区划原则，为古希腊城邦的空间治理提供了理论支撑；托勒密的《地理学指南》 则系统梳理了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地理知识，以经纬线为基础划分地理区域，绘制了包含欧洲、亚洲、非洲的世界地图，其“按经纬度界定区域”的方法，为后世地理区划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
古罗马文明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