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夏、金则推行“双轨官制”：辽朝设南、北面官，南面官仿汉制治汉人，北面官循契丹旧制统部族；西夏以中书省、枢密院为核心，兼采汉制与党项习俗，《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明确了机关权责与量刑标准；金朝前期保留女真“勃极烈”制，后期全面汉化，设三省六部与御史台。这些制度在《辽史·百官志》《金史·职官志》中皆有系统记载，而辽代契丹大字碑刻、西夏文契约文书，则见证了多民族治理智慧的交融。
元朝完成大一统后，创立行省制度，将全国划分为十一个行省，省下设路、府、州、县，强化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中枢废三省，仅存中书省总揽政务，枢密院掌军事，御史台掌监察，形成“一省二院”架构。《元史·百官志》记载其“官有常职，位有常员”，科举一度中断后重启，兼顾蒙古、色目、汉人、南人选拔。文艺层面，关汉卿《窦娥冤》中对元代司法机关腐败的批判，元曲中“达鲁花赤”（地方军政长官）的形象刻画，以及大都城衙署布局的考古遗存，共同勾勒出元代机关府衙的运作图景与社会影响。
这一时期的机关府衙，在继承汉制核心的同时，兼容各民族治理传统，既解决了多民族统治的适配性问题，又推动了中央集权的深度发展，其行省制度、监察体系等创新，为明清机关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关键基础。
而在紧随其后的明清两代，中国古代中央集权制度发展至顶峰，机关府衙体系在继承前代基础上，朝着“集权化、规范化、精细化”演进，同时也暗藏着僵化与转型的伏笔，其治理逻辑与制度形态通过典籍、档案与文艺作品，留下了清晰而复杂的历史印记。
明代以“废丞相、设内阁”重构中枢权力：朱元璋罢黜中书省与丞相，将六部直接隶属于皇帝，六部职权空前强化，吏、户、礼、兵、刑、工各司其职，直接对皇权负责；明成祖时设立内阁，起初仅为皇帝顾问机构，后逐渐拥有“票拟”权，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核心中枢，但其权力始终依附于皇权，无独立决策之权。监察体系更为严密，改御史台为都察院，设十三道监察御史，与六科给事中合称“科道官”，专司弹劾百官、稽查政令，形成“科道互纠”的制衡机制。地方治理上，沿元行省制并加以改革，设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挥使司“三司”，分掌行政、司法、军事，互不统属，均对中央负责；后期为应对边患与内乱，设总督、巡抚等临时官职，逐渐演变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明史·百官志》系统记载了“内阁—六部—三司”的架构，而《明会典》作为明代行政法典，详细规范了各级机关的职能、办事流程与官员考核，堪称机关运作的“操作手册”。文艺作品中，《大明律》的编纂与传播，体现了司法机关的规范化治理；冯梦龙《警世通言》中“况太守断死孩儿”等篇章，刻画了地方司法机关的断案场景；明代文人的奏疏、笔记，如海瑞《治安疏》，既反映了官员对机关治理的思考，也揭露了体制内的腐败与僵化。
清代则在明代基础上进一步强化皇权，中枢机关历经“内三院—内阁—军机处”的演变：清初设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后改内阁，但其权力远不及明代；雍正年间，为应对西北战事，设立军机处，最初为临时军事机构，后逐渐成为处理全国军政要务的核心，军机大臣由皇帝亲信兼任，跪受笔录、上传下达，皇权达到极致。六部仍为行政核心，但其职权被军机处分割，成为执行机构；监察体系延续明制，都察院与六科给事中合一，监察权更趋集中。地方治理上，完善行省制度，设十八行省，省下设道、府、州、县，总督、巡抚成为常设官职，统辖一省或数省军政；同时在边疆地区推行特殊治理模式，如在蒙古设盟旗制、在西藏设驻藏大臣、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形成“内地行省+边疆特辖”的治理格局。《清史稿·百官志》《大清会典》详细记载了清代机关体系的演变与规范，而海量的清宫档案，如军机处奏折、朱批谕旨、地方府衙文书，直观呈现了机关的日常运作与政令流转——从中央对地方的赋税征收、灾荒救济，到司法案件的审理、官员的考核任免，每一个环节都有详尽记录。文艺层面，《红楼梦》中对贾府与官府勾结的描写，揭露了清代机关体系的腐败；蒲松龄《聊斋志异》中“促织”等篇章，以奇幻笔法批判了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敛；清代的宫廷绘画、地方志，也多有对衙署布局、官员履职场景的描摹，展现了机关府衙与社会生活的紧密关联。
明清两代的机关府衙体系，以皇权为核心，构建了空前严密的中央集权治理网络，其规范化、精细化程度达到古代社会顶峰，有效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稳定。但与此同时，过度集权也导致体制僵化、效率低下，内阁与军机处的辅助性质，使得决策缺乏制衡，后期更因闭关锁国、思想禁锢，让机关体系逐渐脱离时代发展潮流。然而，其行省制度、监察体系、行政法典等治理遗产，不仅深刻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官制建设，更成为中华文明治理智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厚重而复杂的一笔。
而在欧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