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文学作品，唐代的绘画、书法、雕塑等艺术形式也成为机关府衙认知的重要载体。阎立本的《步辇图》以贞观十五年吐蕃赞普松赞干布遣使求亲为背景，描绘了唐太宗在宫中接见吐蕃使者禄东赞的场景，图中唐太宗端坐于步辇之上，两侧分列着宦官、宫女与大臣，既展现了宫廷机关的礼仪规制，也反映了中书省、门下省官员参与外交决策的职能。吴道子的《金桥图》则描绘了唐玄宗东巡的宏大场景，图中百官仪仗、地方衙署迎接的画面，直观呈现了中央与地方机关的协同运作。颜真卿的书法作品《颜氏家庙碑》《多宝塔碑》，既是书法艺术的巅峰之作，也是机关官员履职的历史见证，碑文中对官员政绩、家族传承的记载，间接反映了唐代机关的考核制度与官员伦理。而西安碑林留存的大量唐代碑刻，如《九成宫醴泉铭》《雁塔圣教序》，多由朝廷重臣撰写、着名书法家书写，内容涉及政令颁布、祭祀礼仪、官员任免，成为唐代机关政令执行的“活化石”。
在实践效能层面，隋唐成熟的机关府衙体系，为盛世文明的出现提供了坚实保障。三省六部制的制衡机制，有效避免了权力集中带来的决策失误，确保了政令的科学性与可行性；科举制的推行，打破了门阀士族对官场的垄断，为机关输送了大量寒门英才，提升了官员队伍的整体素质；地方州县制与监察制度的完善，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管控，维护了国家统一与社会稳定；而《唐六典》《通典》等行政法典的编纂，则使机关运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提升了行政效率。正是这套精密的机关治理体系，支撑着隋唐王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领域取得了辉煌成就：贞观之治、开元盛世的清明政治，大运河、长安城的宏伟工程，科举取士、文化繁荣的文明景象，丝绸之路、万国来朝的外交盛景，都与机关府衙的高效运作密不可分。
隋唐之际的机关府衙体系，以三省六部制为核心，以规范化、制度化、制衡化为特征，达到了中国古代中央集权治理体系的巅峰。典籍文献对制度的详细记载、文学艺术对治理的生动描摹、实践层面展现的强大效能，共同构成了这一时期机关府衙认知的完整图景。它不仅是隋唐盛世的重要支撑，更成为后世王朝官制建设的典范，其“权责明晰、制衡有序、规范高效”的治理智慧，穿越千年时空，依然闪耀着中华文明的智慧光芒，成为中国古代治理体系中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隋唐确立的三省六部制形同虚设，中枢权力再度向军权倾斜。各割据政权皆以“军府”为核心，节度使、枢密使掌控军政大权，门下、中书省沦为摆设，六部职能被军府僚属分割。地方治理则重回“藩镇割据”旧态，州郡长官多由武将兼任，赋税、司法尽归其手，中央对地方的管控力几近瓦解。
典籍记载中，《旧五代史·职官志》直言“五代乱世，官制紊乱，职无常守，官无定员”，《新五代史》亦载“节度使总揽一镇军政，生杀予夺皆由其断”，直白呈现了乱世机关的无序状态。文艺作品里，韦庄《秦妇吟》“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既描摹了战乱对京城机关体系的摧毁，也暗讽了官僚体系的崩塌；而敦煌出土的五代契约文书、军府札记，则以一手史料，记录了当时赋税征收、兵员募集等机关事务的混乱实况——文书格式杂乱无章，权责划分模糊不清，尽显乱世治理的仓皇与无奈。
这一时期的机关府衙，褪去了盛世的规整，沦为军阀夺权的工具，却也在局部地区延续着治理火种：部分政权为稳固统治，短暂恢复户籍登记、水利修缮等基础职能，一些清廉官吏在州郡内整饬吏治、安抚流民，为后世北宋重建中央集权机关体系，埋下了制度复苏的伏笔。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中国进入多民族政权并立与大一统交替的复杂阶段，机关府衙体系呈现出“汉制为本、因俗而治、多元融合”的鲜明特质。
北宋惩五代藩镇之弊，重构中央集权：以“二府三司制”分化相权，中书门下掌行政、枢密院掌军事、三司掌财政，三省六部虽存但职权弱化，御史台与谏院合流，形成严密监察网络；地方推行“路州县”三级制，设转运使、提点刑狱公事等职，分权制衡，严防割据。《宋史·职官志》详载其“官与职殊、名与实分”的差遣制度，科举制的完善与文官政治的推行，让机关运作更趋文治化。文艺作品中，包拯“权知开封府”的断案传说，折射出宋代司法机关的职能强化；《清明上河图》里东京府衙的规整布局、税关官吏的履职场景，直观展现了地方机关的治理日常；王安石变法中“制置三司条例司”等临时机关的设立，更体现了应对社会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