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则将三省六部制推向巅峰，形成了“中书出令、门下封驳、尚书执行”的精密运作机制，而《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则成为这一体系的权威记录典籍。中书省作为决策中枢，长官中书令与中书侍郎、中书舍人共同负责诏令起草，凡军国大事、官员任免、政策制定，皆由中书省拟定初稿；门下省则承担审核之责，长官侍中与门下侍郎、给事中有权对中书省起草的诏令进行批注、驳回，即“封驳权”，确保政令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尚书省作为执行中枢，长官尚书令（因李世民曾任此职，后多空缺，由左右仆射代行职权）统领六部，将审核通过的政令分解为具体事务，下达至各级机关执行。这种“三省制衡”的架构，被《新唐书·百官志》概括为：“唐之官制，其名号禄秩虽因时增损，而大抵皆沿隋故。其三省六部，以法天地人，以分职任事，以相互检核，此治道之枢纽也”。除三省六部外，唐代还设立了秘书省、殿中省、内侍省等辅助机关，以及御史台（监察机关）、九寺五监（具体事务执行机关，如太常寺掌祭祀、太府寺掌财政），形成了“中枢决策—行政执行—监察纠察—事务办理”的完整治理链条。
在地方治理体系上，唐代实行州县两级制，唐太宗将全国划分为十道（后增至十五道），作为监察区，道设采访使（后改为观察使），负责监察州县官吏、考核治理成效。《旧唐书·地理志》记载：“贞观元年，悉令并省，始于山河形便，分为十道……道置采访使，检察非法，如汉刺史之职”。同时，唐代完善了官吏选拔、考核、任免制度，科举制的成熟为机关输送了大量优秀人才，吏部主持的“身言书判”考核与“四善二十七最”考课制度，确保了官员的履职能力与治理效能，这些制度细节被《通典·选举典》《唐六典》详细收录。《唐六典》作为唐玄宗时期编纂的行政法典，以“官领其属，事归于职”为原则，系统梳理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关的职能分工、官员编制、办事流程，甚至包括机关的办公场所、文书格式、印信使用，堪称中国古代最早的“行政百科全书”，其“凡天下之官，三师、三公，六省、一台、九寺、五监、十二卫、东宫诸司，合三百六十余职，莫不毕载”的编纂规模，充分体现了唐代机关府衙体系的规范化与成熟度。
在文学艺术作品中，隋唐机关府衙的治理场景、权力伦理与制度魅力被生动呈现，成为盛世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歌作为唐代最具代表性的文艺形式，留下了大量与机关政务、官员履职相关的名篇。杜甫的《春望》中“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既抒发了安史之乱后对国家命运的忧思，也从侧面反映了中央机关瘫痪、地方治理失序的社会现实；而其《忆昔二首》中“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描写，则展现了开元盛世时期，中央机关高效治理、地方衙署勤政爱民带来的繁荣景象。白居易的《卖炭翁》以“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的辛辣笔触，揭露了宫廷机关“宫市”制度对民众的剥削，从反面印证了机关制度完善对民生的重要性；而其《策林》则聚焦机关治理的核心问题，提出“官有常职，职有常员，员有常禄”的主张，强调机关编制与权责的规范化，体现了对机关运行规律的深刻认知。
散文与史传文学中，机关府衙的治理逻辑与权力运行被进一步深化。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以“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思国之安者，必积其德义”为喻，劝谏唐太宗重视机关治理的伦理建设，强调“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则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成为机关治理的千古名篇。柳宗元的《封建论》则通过对比分封制与郡县制，肯定了唐代地方机关体系的合理性，提出“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