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的城邦文明中，以雅典为代表的政治体，率先搭建起服务于公民群体的治理架构。彼时虽无严格意义上的“机关府衙”称谓，却已诞生权责明确的议事与行政机构：公民大会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由全体成年男性公民组成，负责审议城邦重大决策、选举行政官员；五百人议事会则是公民大会的常设机构，成员通过抽签产生，分管财政、外交、军事等日常政务，其办公场所“普尼克斯山议事厅”，便是古希腊最早的政务中枢之一。除此之外，陪审法庭、十将军委员会、执政官署等机构各司其职，陪审法庭执掌司法审判，十将军委员会统筹军事行动，执政官署则负责城邦日常行政事务的协调，这些机构彼此制衡，共同构成雅典城邦的治理网络。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便详细记载了雅典各类机构的职能划分与运作模式，强调“城邦的治理在于机构的合理分工，使权力不被少数人垄断”。而古罗马则在借鉴古希腊经验的基础上，随帝国版图的扩张逐步完善机关体系。共和国时期，罗马设立元老院、执政官、保民官三大核心机构：元老院由贵族与卸任官员组成，掌握立法、行政与外交实权，是权力的核心；两名执政官由选举产生，共同执掌军政大权，相互制衡；保民官则代表平民利益，拥有否决元老院决议的权力。及至帝国时代，屋大维确立“元首制”，元老院逐渐沦为虚设，元首下设的内阁会议、枢密院成为实际的决策中枢，地方则划分为行省，由元首任命的总督掌管军政事务，同时设立财务官、监察官等职官，负责税收征管、官员考核。古罗马的《十二铜表法》，更是以成文法典的形式，明确了各级机关的权责边界与运作规范，其碑刻文本至今仍被视为西方古代行政制度的重要遗存。
就在这之后不久，伴随着封建王朝中世纪的到来，罗马帝国的崩溃让欧洲陷入长期的分裂与动荡，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相对完善的机关体系遭到严重破坏，机关府衙的职能与架构也随之发生颠覆性转变，形成了“教权与王权二元对峙”的独特治理格局。中世纪前期，蛮族王国林立，日耳曼人建立的法兰克王国等政权，延续了部落军事贵族的统治模式，国王的宫廷便是最高政务机关，宫相、伯爵等官员既是国王的亲信，又是地方的管理者，其办公场所多依附于城堡或庄园，并无固定的衙署建制。查理曼大帝时期，为强化中央集权，曾设立“巡回法庭”，派遣钦差大臣巡查地方，监督伯爵履职，这一举措堪称中世纪早期机关治理的重要尝试。而随着基督教势力的崛起，罗马教廷逐渐成为凌驾于世俗王权之上的权力中心，其内部构建了等级森严的教会机关体系：教皇为最高领袖，下设枢机主教团、教廷国务院、宗教裁判所等机构，枢机主教团辅佐教皇处理宗教事务，教廷国务院负责管理教会财产与外交事宜，宗教裁判所则执掌宗教审判，这些教会机关不仅掌控着欧洲的精神世界，还通过颁布教令、征收什一税等方式，深度干预世俗政权的运作。世俗王国的机关体系则在教权的压制下缓慢发展，中世纪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复苏与城市的兴起，英法等国的国王为对抗教权、加强集权，开始逐步完善世俗机关架构：英国设立议会，由贵族、教士、市民代表组成，逐渐拥有审议税收、监督王权的权力；法国则建立三级会议，同时设立大理院、财政部等专门机关，分管司法与财政。这些机关虽仍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却已具备近代行政机关的雏形，为后世欧洲民族国家的机关体系建设奠定了基础。
与此同时，在同时期的古印度、阿拉伯世界、美洲和非洲地区，对于机关府衙领域的认知理解与认识，也因地域文明的独特性，呈现出多元分化、异彩纷呈的面貌，其治理架构既根植于本土的社会结构、宗教信仰与生产方式，又在文明交融中不断吸纳革新，形成了与欧亚大陆两端截然不同的治理范式。
古印度地区，机关府衙的发展始终与种姓制度、宗教信仰深度绑定。吠陀时代的部落联盟时期，虽无成熟的机关体系，却已出现“萨巴”（长老会议）与“萨米提”（民众会议），作为部落的议事机构，共同辅佐部落首领处理军政事务。进入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完成了印度次大陆的统一，机关府衙体系迎来第一次系统化革新：中央设立“枢密院”作为最高决策机关，由王子、大臣、高僧组成，统筹全国政务；下设税收、军事、司法、水利等多个职能部门，其中税收部门专管土地税、商业税与手工业税，水利部门则负责恒河流域的灌溉工程修建，这些部门的官员多从婆罗门、刹帝利两大高种姓中选拔，确保权力始终掌控在统治阶层手中。地方则划分为行省，由国王任命的总督管辖，行省之下再设县、村，形成“中央—行省—县—村”的四级治理网络。《政事论》作为古印度最重要的政治典籍，详细记载了孔雀王朝的机关运作规则，小到官吏的俸禄标准、考核制度，大到军事防御、外交策略，皆有明确规定，其“君主应通过完善的机关体系治理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