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乱世的烽烟虽摧折了官方医学体系，却也催生了民间医药的蓬勃生长。那些颠沛流离的医者，背负着药囊行走于战火纷飞的土地上，将生死边缘的救治经验，凝练成朴素而实用的长寿智慧。他们摒弃了隋唐时期本草典籍中繁杂的理论，专注于“祛病”以“延年”——毕竟在疫病横行、刀兵无眼的年代，能抵御伤寒、疮疡等疾病的侵袭，便已是延长寿命的最好方式。民间流传的《集验方》、《简要济众方》等抄本，便是这一时期医者的智慧结晶，书中少了“久服轻身”的玄妙记载，多了“治霍乱吐泻”“疗金疮出血”的实效方剂，字里行间皆是对乱世生存的深切考量。
士大夫阶层在这一时期，也重拾了魏晋风骨中的放达与通透。他们眼见王朝兴替如过眼云烟，生命在战火中脆弱如蝼蚁，遂不再执着于寿数的长短，转而追求精神层面的超脱。南唐宰相冯延巳，身处江南相对安定的一隅，却在词作中写下“细雨湿流光，芳草年年与恨长”的喟叹，将对生命无常的感慨融入笔墨；后蜀词人韦庄，亲历战乱流离，在《秦妇吟》中描摹“内库烧为锦绣灰，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惨状，更让他看透了功名利禄的虚妄。这些文人雅士或隐居山林，或寄情诗词，以“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姿态对抗乱世的无常，他们的寿命观念，回归到了“顺应本心，安享当下”的质朴内核。
在民间，百姓对长寿的追求，则更贴近于最基本的生存需求。战乱导致农田荒芜，饿殍遍野，人们对“长寿”的定义，便是能吃上一顿饱饭，能躲过一次兵灾，能远离一场瘟疫。他们从代代相传的经验中，总结出简单易行的养生法门：秋收时储存晒干的草药，用以防治冬春的风寒；劳作时量力而行，避免因过度疲惫损伤身体；邻里之间互通有无，共享治病偏方，在艰难的岁月里，以抱团取暖的方式抵御疾病的侵袭。那些能在乱世中活到耄耋之年的老者，往往被视作“有福气”的象征，他们的生存经验，便是民间最珍贵的长寿宝典。
五代十国的寿命论探索，虽因战乱而显得粗糙与零散，却在乱世的淬炼中，褪去了浮华与虚妄，回归到了“治病救人，保全性命”的本质。它上承隋唐医学的体系，下启宋金元时期医学的革新，更以一种务实的姿态，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生存智慧，等待着下一个盛世的到来，将其重新梳理、升华，绽放出全新的光彩。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政权并立与文化交融成为时代底色，中原的医学传统与少数民族的生存智慧相互碰撞、彼此借鉴，让年龄寿命论的探索跳出了单一的文化框架，迈入思辨革新、分科细化、多元融合的新阶段。这一时期，理学兴起重塑了士人的生命价值观，医药学的分科发展让长寿实践更具科学性，而各民族的文化交融，则为寿命论注入了全新的活力。
两宋时期，理学的勃兴将儒家“修身以俟命”的理念推向极致，深刻影响了士大夫阶层的寿命观念。以朱熹、二程为代表的理学家，将“寿”与“天理”“人欲”相绑定，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认为克制私欲、涵养心性是延年益寿的根本。朱熹在**《朱子语类》中直言“养心莫善于寡欲，欲寡则心自清”，主张通过读书穷理、静坐自省来调和情志，达到身心和谐的境界；二程则强调“顺理则安，循欲则危”，将顺应天理的生活方式视作长寿的必经之路。这种将道德修养与养生实践相结合的理念，成为宋代士大夫的主流追求，苏轼便是其中的践行者——他一生颠沛流离，却始终奉行“任性逍遥，随缘放旷”的养生之道，在《东坡养生集》中记载了“食粥延年”“安步当车”等诸多实用方法，将理学的精神追求融入日常起居，真正做到了“达生知命，乐享天年”。
医药学的分科细化与官方推动，是宋代寿命论发展的核心动力。北宋朝廷设立“校正医书局”，组织名医校订《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等古典医籍，刊行天下，让珍贵的养生智慧得以普及；宋神宗时期，太医局被纳入国子监体系，分科教授脉学、针灸、疡科等专业知识，培养出大批专精于不同领域的医才。这一时期，涌现出诸多划时代的医学着作：钱乙所着《小儿药证直诀》，开创了儿科医学的独立体系，通过改善儿童体质来提升群体寿命；陈自明的《妇人大全良方》，系统梳理了妇科疾病的诊疗方法，降低了女性生育风险，延长了女性寿命；而宋慈的《洗冤集录》，虽以法医学为核心，却也对尸体病变与寿命长短的关联做出了开创性研究。尤为重要的是，宋代的本草学发展达到新高度，唐慎微编撰的《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收录药物1748种，对每种药物的养生功效都做了详尽考证，成为后世本草着作的范本。
与此同时，辽、夏、金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崛起，为中原的寿命论带来了全新的文化元素。契丹族建立的辽国，在保留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生存智慧的同时，积极吸纳中原的养生理念，辽代宫廷设立“太医局”，效仿宋代制度培养医官，更将游牧民族的“食兽肉、饮乳酪”饮食传统与中原的“食治”理念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养生方式；党项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