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帝王对养生的重视，较之秦汉有过之而无不及，却少了几分痴狂，多了几分理性。唐太宗李世民虽也曾涉猎丹药，但更注重“顺时养生”与“情志调和”，他在《帝范》中提及“节嗜欲以养精，和喜怒以安神”，将养生之道与治国之术相提并论；唐玄宗李隆基则痴迷于道家养生，诏令天下整理养生典籍，亲撰《唐玄宗皇帝御撰道德经注》，将道家“道法自然”的养生理念融入朝政，更在宫中设立“尚食局”“尚药局”，汇聚天下名医，专司皇室饮食调配与医药保健。值得一提的是，唐代对炼丹术的探索虽仍有虚妄成分，却客观推动了医药化学的发展，孙思邈在《丹经内伏硫黄法》中记载的火药配方，便是炼丹实践中的意外收获，而丹药炼制过程中对矿物药性的认知，也为后世本草学的发展提供了参考。
医学的空前繁荣，是隋唐寿命论发展的核心驱动力。被后世尊为“药王”的孙思邈，穷尽毕生精力着成《备急千金要方》与《千金翼方》两部鸿篇巨制，将“治未病”的理念推向极致。他在书中明确提出“上医医未病之病，中医医欲病之病，下医医已病之病”，主张通过饮食调理、起居有常、导引行气等方式预防疾病，延长寿命。《备急千金要方》中“食治”专卷，收录了百余种药食同源的食材，详细记载了“枸杞粥”“茯苓饼”等养生膳食的制作方法，强调“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这种“食疗为先”的理念，至今仍被奉为养生圭臬。此外，孙思邈还格外重视精神养生，提出“莫忧思，莫大怒，莫悲愁，莫大惧”，认为情志失调是百病之源，唯有保持心境平和，方能“尽其天年，度百岁乃去”。
唐代官方对医学的整理与规范，更是为寿命论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障。唐高宗时期，朝廷组织苏敬等二十余位名医，编撰成《新修本草》，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本草典籍，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全书收录药物850种，其中明确标注“久服延年”“轻身不老”的药材占比逾三成，对每种药材的性味、产地、功效、用法都做了详尽考证，极大地提升了养生实践的科学性与规范性。与此同时，唐代的医官制度愈发完善，太医署下设医科、针科、按摩科、咒禁科，分科教学，培养专业医才，其中按摩科便以导引术、推拿术为核心，专门调理气血、防治疾病，将民间的养生技巧纳入官方医学体系。
在民间，长寿理念早已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形成了独具时代特色的养生风尚。唐代的茶馆、酒肆中，随处可见售卖养生茶饮、药膳的摊贩；寻常百姓家的灶台上，常备枸杞、黄芪、红枣等食材，用以煮粥煲汤；而由华佗五禽戏演变而来的“导引术”，更是成为街头巷尾老少皆宜的健身方式。敦煌莫高窟出土的文献中，便有《呼吸静功妙诀》、《养性延命杂诀》等民间养生抄本，记载着“叩齿三百下，咽津三两口”“晨起梳头百遍，活血祛风”等简单易行的养生方法，足见长寿理念的普及程度。此外，唐代的文人雅士也将养生融入诗酒生活，白居易晚年隐居洛阳，奉行“暖腹茱萸酒，空心枸杞羹”的饮食原则，写下“自静其心延寿命，无求于物长精神”的诗句，将养生之道与闲适的生活情趣完美融合。
更值得一提的是，唐代的“养老制度”愈发完善，将“寿”与“孝”的伦理观念深度绑定，从社会层面保障了长者的寿命质量。唐玄宗时期颁布的《令天下州郡置太公庙诏》，将尊老敬老纳入科举考核；唐代律法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强制要求子孙赡养老人；而地方官府则会定期向八十岁以上的老者发放“束帛米肉”，表彰“百岁人瑞”，这种自上而下的养老举措，不仅延长了老者的寿命，更让“长寿”成为衡量社会安定的重要标尺。
隋唐之际的寿命论探索，承魏晋南北朝之思辨，启宋明理学之先声，既有着官方医学的严谨规范，又有着民间实践的鲜活生动，更将养生之道与治国安邦、伦理道德、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它不再是少数人的专属追求，而是成为了全民共享的生活智慧，为后世数百年的寿命论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全面的基础。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中原板荡，干戈四起，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般频繁，昔日隋唐盛世的昌明气象荡然无存。年龄寿命论的探索，也随之褪去了盛世的精致与从容，转而染上了乱世的务实与艰涩，人们对长寿的渴求，不再是“度百岁乃去”的悠然期许，而是“苟全性命于乱世”的迫切诉求。
这一时期的帝王，大多沉浮于兵戈铁马之间，既无隋唐帝王整理典籍、兴办医署的余裕，也少了几分对养生之道的理性探求。他们或耽于声色犬马，试图在乱世的夹缝中寻得片刻欢愉；或痴迷于丹药方术，冀望以此强固体魄，维系摇摇欲坠的政权。后唐庄宗李存勖、后晋高祖石敬瑭等君主，皆曾诏令方士入宫炼丹，却往往因丹药中的汞、铅等剧毒成分，落得损寿折福的下场。史书中“服金丹，躁怒益甚，暴疾而崩”的记载屡见不鲜，也从侧面印证了乱世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