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大一统帝国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各民族养生智慧的融合。元代朝廷设立“广惠司”“回回药物院”，专门引进阿拉伯地区的医药技术与养生理念，《回回药方》中记载的“芳香疗法”“矿物疗法”，与中医的针灸、汤药相互补充，拓宽了长寿实践的路径。元代名医朱震亨，师从理学大家许谦，将理学思想与医学实践相结合，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养生学说，着成《格致余论》，主张通过滋阴降火的方式调和身体阴阳，这一理论深刻影响了明清两代的养生文化。在民间，中原的“药食同源”理念与少数民族的“食补”传统深度交融，羊肉汤、奶酪粥等兼具营养与养生功效的膳食，成为寻常百姓家的常见食物，让长寿智慧真正融入了市井生活。
辽宋夏金元时期的寿命论探索，在文化交融与学术革新中，完成了从“单一体系”到“多元融合”的转变，既保留了中原传统医学的精髓，又吸纳了少数民族的生存智慧，为明清时期寿命论的集大成发展，奠定了坚实而广阔的基础。
而在紧随其后的明清两代，对于寿命长短及价值尺度，中国传统寿命论迎来了集大成与突破性发展并行的收官阶段。在前代数千年积淀的哲学思辨、医学实践与养生智慧之上，明清学者与医者既注重对经典的梳理总结，又敢于突破桎梏、开拓新域，让长寿的追求彻底扎根于“祛病强身、安享天年”的现实土壤，同时将寿命的价值与个体德行、家族兴旺、社会稳定的关联推向了新的高度。
明代的寿命论探索，以“复古开新”为核心特质。一方面，官方与民间掀起整理医籍的热潮，将散佚的养生经典系统化、普及化。明太祖朱元璋诏令修订《本草》，明成祖朱棣命解缙等编纂《普济方》，这部煌煌巨着收录方剂六万一千余首，其中“养生”“延年”专卷汇聚了历代食疗、导引、丹药的精华，成为后世医者与百姓的实用指南。李时珍穷三十余年之功，走遍名山大川，编撰成《本草纲目》这部划时代的本草学典籍，全书收录药物1892种，不仅纠正了前代本草中的诸多谬误，更对每种药物的养生功效做了精准考证，如明确枸杞“滋肾，润肺，明目”、人参“补五脏，安精神，止惊悸，除邪气，明目，开心益智”，为药食同源的养生实践提供了科学依据。另一方面，明代医者不再拘泥于《黄帝内经》的固有框架，而是结合临床实践提出新的养生学说。张景岳在《景岳全书》中提出“阳非有余，阴常不足”的理论，与元代朱震亨的学说形成互补，主张通过温补阳气来调和身体，延长寿命；李中梓则在《医宗必读》中强调“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将脾肾养护视作养生的核心，其“食后不可便怒，怒后不可便食”的饮食戒律，至今仍是百姓奉行的养生准则。
在社会层面，明代将“养老”与“长寿”纳入宗法礼制的核心，让寿命的价值超越个体，成为家族荣耀与社会秩序的象征。朝廷推行“优老之政”，规定八十岁以上老者赐冠带，九十岁以上赐米肉帛，百岁以上更是颁诏旌表，地方官府需定期登门慰问；民间宗族则修撰族谱，将族中耆老的寿数、德行详细记载，将“五世同堂”视作最大的福报，而那些德高望重的长寿老者，往往被推举为宗族族长，主持族中事务，成为维系家族伦理的精神支柱。这种将寿命与德行、宗族绑定的观念，让“延年益寿”不再是个人的私欲，而是践行孝道、守护家族的责任。
清代的寿命论发展，则呈现出“融合与实证”的鲜明特色。一方面，满汉文化的深度交融，为传统养生智慧注入了新的活力。满族入关后，将关外“骑射健身”“萨满食疗”的传统带入中原，与汉族的“导引行气”“草药调理”相互融合，形成了独特的宫廷养生体系。清代皇帝大多注重养生，康熙皇帝主张“节饮食，慎起居，实却病之良方”，他在《庭训格言》中记载了自己的养生心得，强调“多食不如少食”“眠食有节”，反对盲目服用丹药；乾隆皇帝更是将养生之道贯彻一生，他总结出“吐纳肺腑，活动筋骨，十常四勿，适时进补”的十六字养生诀，其中“十常”即齿常叩、津常咽等日常保健动作，“四勿”即食勿言、卧勿语等生活戒律，辅以宫廷秘制的药膳，终得八十九岁高寿，成为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皇帝之一。
另一方面，清代医者倡导“实证医学”，摒弃了前代炼丹求仙的虚妄，让寿命论的探索朝着更理性、更科学的方向发展。叶天士着《温热论》，创立温病学说，破解了困扰千年的瘟疫难题，大幅降低了疫病导致的死亡率，间接提升了群体寿命；王清任不畏世俗非议，亲赴刑场观察人体脏腑，着成《医林改错》，纠正了传统医学中关于脏腑解剖的诸多谬误，提出“活血化瘀”的治疗理念，为老年病的诊治开辟了新路径。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