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是同时，东方的齐国也举起了屠刀。大夫国佐的头颅被挂在临淄城门上，他那张曾在鞌之战中怒斥齐顷公的嘴，此刻被箭簇穿破，再也发不出半个字。只因为他反对权臣崔杼的田赋改革，便落得个“谋逆”的罪名——列国的朝堂上，刀光总比道理来得更直接。
就在这血雨腥风的正月，鲁成公的车驾却踏上了前往晋国的路。车轮碾过结冰的黄河渡口时，车夫听见主公在车厢里轻轻咳嗽。谁都知道这趟行程有多凶险：晋厉公刚死，新君立足未稳，去朝见无异于踏入龙潭。可鲁国没得选，汶阳之田还在晋国手里，季文子留在绛邑的质子还攥在栾书手中。车窗外，晋地的麦田里覆盖着薄雪，成公掀起车帘看了一眼，低声道：“若鲁国的麦子能长到这里，便好了。”语气里的无奈，被寒风卷得七零八落。
春天的脚步刚踩暖宋国的土地，楚共王的战车便带着郑成公的联军，像蝗虫般扑向了宋都商丘。楚军的“荆尸”阵法在平原上铺开，郑军的徒兵举着赭红色的盾牌冲锋，商丘城外的桑林被战火点燃，焦黑的枝桠间还挂着未成熟的桑葚。最让宋国人齿冷的是，前几年逃到楚国的大夫鱼石，竟带着楚军冲进了彭城——这座宋国的西部门户，成了鱼石向楚共王献媚的投名状。城破那日，彭城的百姓看见鱼石穿着楚国的章甫冠，站在城楼上接受楚军朝拜，而他们的祖坟，正被楚军的马蹄踏得粉碎。
鲁成公从晋国回来时，车驾上多了一面晋悼公赏赐的“彤弓”，却少了半车随行的礼器。他在绛邑待了整整三个月，亲眼看着晋悼公如何以十四岁的年纪，手腕强硬地诛杀栾书余党，又如何用“施舍”的姿态，将汶阳之田的一半还给鲁国。“新君不好惹啊。”季文子在城门口接驾时，望着那面彤弓叹息，成公却只是摆摆手，走进了宫城——他的咳嗽声，比去时更重了。
夏天还没过完，晋国的使者士匄便带着聘礼来了。这位新晋的上大夫穿着一身玄端礼服，在鲁国的太庙前宣读晋悼公的旨意，话里话外都是“诸侯需共辅王室”的调子，可谁都听得出，那是要鲁国派兵跟着晋国去讨伐彭城的鱼石。士匄的玉佩随着稽首的动作叮当作响，与太庙梁柱上的铜铃相和，竟像是一曲无声的胁迫。
秋高气爽的八月，杞桓公的车驾颠簸着进了曲阜。这位小国君主佝偻着背，在鲁国的朝堂上再三行礼，只求鲁国能在晋国面前为杞国说句好话——自从鄫国被莒国吞并，杞国便成了莒国下一个目标。成公看着他花白的胡子，想起自己年少时去晋国求援的光景，终究还是答应了。送走杞桓公的第二天，邾宣公又来了，他带来了邾国最好的桐木，想请鲁国的乐官为邾国谱写新的乐章。小国的生存之道，从来都藏在这些小心翼翼的示好里。
也是这年秋天，曲阜城外开始修筑鹿囿的围墙。民夫们挥着锄头，将原本的农田圈进国君的猎场，夯土墙的声音从早到晚不停歇。有老农夫拄着拐杖在墙外徘徊，看着自己耕种了一辈子的土地被划入禁区，忍不住抹泪——那片地里，还埋着他父亲为鲁宣公缴纳赋税时留下的木签。季文子第三次进宫劝谏时，成公正在鹿囿里试射新造的弓，箭矢穿透了一只奔跑的鹿，也穿透了季文子递上的谏书。“诸侯皆有苑囿，鲁国岂能没有？”成公的声音带着疲惫，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固执。
己丑日，鲁成公在路寝（国君处理政务的正厅）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据说他临终前，手指还指着墙上的《周公东征图》，那里画着鲁国初建时的辉煌。侍臣听见他低声念叨着“汶阳之田”“彭城”“晋悼公”，这些缠绕了他十八年的名字，终究成了他咽不下的牵挂。窗外的鹿囿里，新筑的围墙刚砌到一半，墙头上的茅草在秋风中摇晃，像在为这位一生妥协的君主默哀。
冬天来得又早又急，楚国和郑国的军队趁着宋国办丧事，再次侵袭宋地。彭城的鱼石站在城楼上，看着楚军的旌旗在雪地里移动，以为楚国的霸业能就此延续，却不知晋悼公的使者已快马加鞭赶往鲁国。
晋国大夫士鲂的黑甲上还沾着雪粒，他在鲁国的朝堂上，将晋悼公的盟书拍在案上：“诸侯联军已聚于虚朾，鲁国若想拿回全部汶阳之田，便该出兵助宋。”这话像一块冰，砸在刚即位的鲁襄公（此时年仅四岁，由季文子辅政）面前的席子上。
十二月的虚朾，寒风卷着雪沫子抽打在诸侯的盟旗上。晋悼公的车驾居中，宋平公、卫献公、邾宣公、齐崔杼的队伍分列两侧，鲁卿仲孙蔑代表鲁国在盟约上签字。墨迹未干，联军便向着彭城开拔——这场由晋悼公主导的会盟，成了鲁国在成公之后，重新站队的起点。
丁未日，鲁成公的灵柩被葬入曲阜的王陵。送葬的队伍里，有拄着拐杖的老臣，有抱着祭品的百姓，还有偷偷抹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