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过八日，即癸丑日，鲁成公肩负着鲁国的外交使命，前往戚地（今河南濮阳东北）与列国相会。此次盟会规模盛大，晋厉公作为盟主，率卫国新君卫献公、郑成公、曹成公、宋太子成、齐国佐及邾国代表齐聚一堂。盟会的核心议题，本是巩固晋国主导的中原联盟，共同对抗楚国的北进。然而，晋厉公却在盟会上突然发难，以曹成公“杀兄自立、不义于国”为由，下令将其逮捕，押送周天子所在的京师洛邑。这一举动震惊列国——晋厉公此举，既是为了彰显晋国的盟主权威，也是为了敲打那些对晋国三心二意的诸侯国。鲁成公目睹此景，心中暗叹：晋国虽强，却因厉公的刚愎自用渐失人心，这场盟会看似巩固了联盟，实则为日后晋国内乱与联盟瓦解埋下隐患。盟会结束后，鲁成公带着复杂的心情回国，他深知，鲁国若想在晋、楚争霸中自保，需更加谨慎地平衡与各方的关系。
夏六月，中原大地已显暑气，宋国却迎来一场国丧——宋共公固去世。宋共公在位十三年，期间宋国始终在晋、楚之间摇摆，既曾参与晋国主导的盟会，也不敢完全得罪楚国。他的离世，让宋国陷入短暂的权力真空。此时的宋国，卿大夫势力纷争激烈，华元、鱼石等大臣各有派系，新君（宋平公）年幼，朝堂暗流涌动，无人能迅速定下宋国未来的外交与发展策略，这也为后续楚国趁机攻郑、宋国陷入内乱埋下祸根。
果不其然，宋国国丧的余波未平，南方的楚国便率先发难。楚共王亲率大军攻打郑国，理由是郑国“反复无常，暗通晋国”。彼时郑国地处中原腹地，是晋、楚争霸的必争之地，郑成公虽在戚地盟会上依附晋国，却始终担心楚国报复。楚共王的进攻，让郑国陷入两难：若全力抵抗，恐遭楚国长期围困；若向晋国求援，又怕晋国援军迟缓。这场战事，不仅是楚、郑两国的交锋，更是晋、楚争霸的缩影——楚国试图通过攻郑，打破晋国主导的中原联盟，而晋国若坐视不管，将彻底失去对郑国的控制。
秋八月庚辰日，宋国为宋共公举行葬礼。然而，葬礼的肃穆氛围很快被朝堂的动荡打破。先是宋国执政大夫华元突然出逃，投奔晋国。华元乃宋国重臣，曾主持“弭兵之盟”，是宋国平衡晋、楚关系的关键人物。他的出逃，源于宋国卿族间的权力斗争——鱼石等人不满华元独揽大权，暗中排挤，华元为避祸只能暂投晋国。可仅过数日，华元又从晋国返回宋国。原来，晋国为维系与宋国的联盟，出面调停宋国卿族矛盾，同时华元在宋国仍有深厚根基，鱼石等人暂时无法将其彻底扳倒。华元的“出逃又返回”，看似一场闹剧，实则暴露了宋国卿族斗争的激烈与晋国对宋国内政的干预。
局势并未就此平息。华元返回后，宋国朝堂迅速掀起一场清洗——大夫山因依附鱼石、反对华元，被以“谋乱”罪名处死。山的死，激化了宋国卿族的矛盾，鱼石深知华元不会善罢甘休，为求自保，便带着亲信出逃楚国。鱼石出逃楚国，不仅让宋国失去一批重臣，更让楚国获得了干预宋国内政的契机——楚共王接纳鱼石，既是为了削弱宋国，也是为了在中原培养亲楚势力。至此，宋国在短短数月内，经历了君主去世、重臣出逃、大夫被杀的连番动荡，国力大损，彻底沦为晋、楚争霸的附庸。
冬十一月，寒风渐起，叔孙侨如代表鲁国，与晋国士燮、齐国高无咎、宋国华元、卫国孙林父、郑国公子暭佰ス代表，在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与吴国人举行会盟。这是中原诸侯国首次与吴国正式会盟，意义非凡。彼时吴国国力渐强，不断在楚国东部边境袭扰，晋国为牵制楚国，主动拉拢吴国，试图形成“晋吴夹击楚国”的格局。鲁国作为晋国的盟友，参与此次会盟，既是对晋国战略的支持，也是为了拓展鲁国的外交空间——通过与吴国建立联系，鲁国可在晋、楚之外，多一个潜在的合作伙伴。此次钟离之会，标志着吴国正式登上中原政治舞台，也让晋、楚争霸的格局增添了新的变数。
同年冬，许国做出了一个影响深远的决定——将都城从叶地（今河南叶县南）再次迁移（此前许国因避楚国锋芒已多次迁都）。许国是中原小国，长期在楚、郑等大国的挤压下生存，此次迁都，既是为了躲避郑国的威胁，也是为了更紧密地依附楚国。许国的迁移，看似是一个小国的无奈之举，却折射出春秋末期中原小国的生存困境：在大国争霸的洪流中，它们没有选择发展领域的自主权，只能通过迁都、依附等方式苟延残喘，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
鲁成公十五年的这一系列事件，看似孤立，实则环环相扣：晋厉公的专断削弱了联盟凝聚力，楚国的攻郑与纳鱼石强化了南方势力，吴国的崛起打破了传统争霸格局，而宋、卫、许等小国的动荡与迁移，则暴露了春秋末期列国发展的残酷现实——强国凭借实力主导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