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回来，就在鲁成公执政鲁国第十五个年头，同时也是周王室周简王十年之际，在这一年的春天，中原大地尚未褪去冬寒，一场关乎诸侯秩序的盟会已在戚地（今河南濮阳东北）拉开帷幕。此次诸侯相会，名义上是共商国事，实则怀揣着讨伐曹成公的共同目标——此前曹成公杀兄自立，虽未对百姓施暴，却违背了“嫡长子继承”的宗法礼制，更暗中与楚国往来，动摇了晋国主导的中原联盟根基。晋厉公作为盟主，早已对曹成公的“两面三刀”不满，此次盟会便以“维护宗法、整肃联盟”为名，联合鲁成公、卫献公、郑成公等诸侯，当众下令将曹成公逮捕，用囚车押送前往周天子所在的京师洛邑。
《春秋》记载此事时，特意写道“晋侯执曹伯”，这一字句的斟酌暗藏深意。按照春秋笔法，若国君对百姓施行暴政，诸侯讨伐并擒获他，会记载为“某人执某人”，以彰显“替天行道”的正义性；若国君虽有过错却未危害百姓，记载时便会省略“讨有罪”的表述，仅客观记录事件本身。曹成公虽弑兄夺位，却在任内轻徭薄赋，未让百姓陷入困苦，故《春秋》如此记载，既不隐瞒其篡逆之过，也不夸大其罪，尽显史书“秉笔直书”的严谨。
曹成公被擒后，诸侯们需为曹国选定新君以稳定局势。众人商议后，一致认为曹成公的弟弟子臧贤明有德，且素来恪守礼法，是国君的最佳人选，便准备陪同子臧前往京师朝见周王，请求天子正式册立他为曹国新君。面对这唾手可得的君位，子臧却断然拒绝，神色坚定地对诸侯说：“我曾在古志书上读到：‘圣人能通达节义，不被外物所累；次一等的人能坚守节义，不违背本心；最下等的人则会丧失节义，沦为欲望的奴隶。’如今曹伯虽被擒，却非因害民而失国，我若趁机取而代之，便是违背了‘兄友弟恭’的节义，也辜负了众人对我的信任。我虽无圣人之能，无法通达万物之理，却也不敢堕落到丧失节义的地步。”说罢，子臧便收拾行囊，悄然逃往宋国，以“避位”的方式坚守了自己的原则，也让诸侯们对“节义”二字有了更深的敬畏。
时光流转至夏六月，中原诸侯国尚未从戚地盟会的余波中完全平复，宋国又传来噩耗——宋共公固去世。宋共公在位十三年，始终在晋、楚两大强国之间小心翼翼地周旋，既不敢彻底依附晋国，也不愿得罪楚国，曾多次参与两国主导的盟会，试图为宋国谋求安稳的发展空间。他的离世，让本就暗流涌动的宋国朝堂彻底失去平衡：卿大夫华元、鱼石等人各有派系，新君宋平公年幼无知，无人能迅速稳住局面，宋国陷入“主少国疑”的困境，这也为楚国日后的北进提供了可乘之机。
果然，宋国国丧的消息传到楚国后，楚共王立刻召集大臣商议，准备趁机派兵北上，夺取中原土地，削弱晋国的联盟势力。此时，楚国大夫子囊却站出来反对，神色凝重地说：“去年我们才与晋国在宋国签订弭兵盟约，约定两国休战、互不侵犯，如今刚过一年便背弃盟约，贸然北上，恐怕会失信于天下诸侯。一旦失去信用，各国便会联合起来对抗我们，到那时反而得不偿失。”
子囊的话音刚落，掌管军事的子反便高声反驳：“用兵之道，本就该审时度势，敌情有利于我们便前进，不利于我们便撤退，区区一个盟约，怎能束缚我们的手脚？如今宋国动荡、晋国尚未反应过来，正是我们北上的最佳时机，若错过这次机会，再想扩张势力可就难了！”两人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楚共王最终被子反的“功利论”说服，决定出兵北上。
此时，早已告老还乡、居住在申地（今河南南阳）的楚国老臣申叔时，听闻楚共王决定背弃盟约的消息后，不禁长叹一声，对身边的侍从说：“子反这孩子，恐怕终究难以免于祸难啊。信用是用来守护礼义的根本，礼义是用来庇护自身的屏障，一个人若丢失了信用与礼义，就如同失去了铠甲的士兵，暴露在危险之中，想免于灾祸，怎么可能呢？”
不久后，楚共王便亲自率军侵袭郑国，大军一路北上，攻克郑国的暴隧（今河南原阳西）；随后又转而攻打卫国，兵锋直抵卫国的首止（今河南睢县东南），所到之处，烧杀抢掠，百姓流离失所。郑国大夫子罕为报复楚国，也率领军队突袭楚国边境，成功攻取了楚国的新石（今河南叶县境内），双方你来我往，中原再次陷入战乱之中。
楚国的北进之举，让晋国朝堂也陷入争论。晋国大夫栾武子怒火中烧，主张立刻调动大军南下，讨伐楚国，为郑国、卫国报仇，维护晋国的盟主权威。然而，大夫韩献子却冷静地劝阻道：“如今不宜出兵。楚国背弃盟约、肆意征伐，已是失信于天下，若我们此时出兵，反而会让楚国上下团结一心，共同对抗我们；不如暂且按兵不动，任由楚国继续施暴。他们的军队长期在外征战，必然会加重百姓的赋税与徭役，时间一长，楚国人民便会看清楚共王的野心，心生叛离之意。一旦失去了人民的支持，谁还会为楚国作战呢？到那时我们再出兵，便能不费吹灰之力击败楚国。”栾武子听后，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