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十月，鲁都曲阜已寒风萧瑟，护城河的水面结起薄冰，城内百姓早早闭门避寒。成公自琐泽会盟归国后，便一直忙于处理盟会后的政务：先是派人将晋国赏赐的狄人俘虏分拨给卿大夫，以安抚国内贵族；再是召集司徒、司空等官员，核查边境城防，以防狄人残部报复性侵扰。这月并无重大朝事，唯有太史在竹简上简略记下“冬十月，无大事”，可细究起来，国中却暗流涌动——卿士们私下议论晋国的强势，担忧鲁国过度依附会丧失自主权；边境的农户则盼着冬日安稳，来年能有好收成。暮色降临时，成公站在宫城的高台上，望着城外灰蒙蒙的田野，想起这一年的会盟、战事与周室的变故，不禁轻叹：春秋乱世，小国如一叶扁舟，唯有在大国博弈的缝隙中谨慎求存，方能勉强维系社稷安稳。
话说回来，就在鲁成公十二年，同时也是周王室周简王七年之际，在这一年的春天，鲁都曲阜的晨雾还未散尽，宫门外便传来驿马的嘶鸣——周简王派来的使者正捧着漆盒，神色凝重地求见鲁成公。使者入宫后，当着众卿的面打开漆盒，取出一卷写满墨字的竹简，沉声禀报周室祸难：周公黑肩之子（时任周公）因卷入王室权力纷争，恐遭不测，已悄然离开周都洛邑，投奔晋国避难。消息传开，鲁国朝堂上一片默然，大夫臧宣叔轻抚竹简叹道：“周室宗臣外逃，天子遣使报讯，足见王室威势已衰啊！”而《春秋》记载此事时，特意写下“周公离开周都逃到晋国”，并暗藏笔法讲究——按旧例，凡从周室外逃者，若因王室逼迫，史书多不称“出”；此次周公是主动离京避祸，故特意用“出”字，以明其行动的自主性，这一字之差，尽显史官对史事细节的严谨考量。
这年春天，宋国执政华元正为撮合晋、楚两国议和奔走不息。彼时晋、楚争霸多年，中原小国饱受战乱之苦，华元既与晋国中军元帅郤克交好，又与楚国令尹子重有旧交，便自请充当调停人，往返于晋、楚两国都城，反复劝说双方放下干戈。历经数月斡旋，晋、楚终于达成和议，约定于夏季在宋国会面结盟。
夏五月，晋国卿士士燮奉命出使宋国，楚国则派公子罢、许偃为代表，双方在宋国都城的西门之外设坛结盟。盟坛之上，牛羊祭品陈列整齐，晋、楚使者依次登坛，手持玉圭，面对神灵宣读誓词：“凡是晋、楚两国，从今往后不以兵戎相加，要好恶相同，同心同德；若一方遭遇灾难危困，另一方需全力周济，无保留地救援饥荒祸患。倘若有诸侯或势力危害楚国，晋国必出兵攻打；晋国若面临此等情况，楚国也当如此行事。两国使者需定期往来聘问，确保道路畅通无阻，不得设置阻隔；若遇诸侯不顺服、背叛盟约之事，两国需共同商议对策，联合讨伐。有违背此盟誓者，必遭神灵诛杀，使其军队毁败溃散，丧失国家，永无立足之地！”誓词宣读完毕，士燮与公子罢、许偃共同歃血，将盟书副本埋于坛下，又各持一份带回本国，晋、楚多年的敌对局面终于暂告终结。消息传到郑国，郑成公当即启程前往晋国，一方面是向晋国表示祝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听受晋、楚和议后的盟约安排，确保郑国能在新的局势下安稳立足。而此前鲁成公与晋厉公、卫定公在琐泽的相会，究其根源，正是因晋、楚和好的消息已传开，诸侯皆愿借会盟确认彼此立场，维系中原的暂时和平。
然而和平的曙光尚未完全普照，狄人便已暗藏祸心。他们听闻晋国人正忙于在宋国与楚国结盟，国内兵力有所抽调，边防相对空虚，便趁此间隙，率领骑兵突袭晋国边境。狄人素来以骁勇善战、行动迅捷着称，此次侵袭更是抱着“速战速决”的心态，却忘了“骄兵必败”的道理——他们只看到晋国暂时的防备松懈，却未料到晋国虽与楚结盟，仍在边境留有精锐斥候；更重要的是，狄人自身因轻视对手，未做充分的作战准备，既未勘察地形，也未制定后续的撤退方案，只是一味凭着蛮勇冲锋，这为他们后续的失败埋下了伏笔。晋国边境守军虽起初猝不及防，却很快稳住阵脚，一面组织百姓退守堡垒，一面派人快马向都城禀报军情，一场新的战事，正悄然酝酿。
眼见鲁成公十二年春夏两季，中原大地各诸侯国原本因会盟交好，还有加强武备、整顿军力与保障民生，抵御外敌诸事相对安稳的局面，在这一刻却因为周乱、晋楚盟、狄人扰等天灾人祸再度卷起波澜，也是不由得让在一旁在暗中静观其变的王嘉为之忧虑嗟叹，只见他眉头紧锁，朝天边望去，随后又长长的叹息了一口气，不久之后，在深思熟虑之余，他也是不紧不慢的缓缓道出他的反思思考和评价感悟之言来。
“这春秋乱世，和平竟如朝露般易逝。”王嘉的声音带着几分少年人少见的沉郁，指尖无意识地摩挲着腰间悬挂的竹简——那是他前日刚抄录的《春秋》片段，墨迹尚透着微润。他望着天边掠过的雁阵，眉头仍未舒展，“周室本是天下共主，如今宗臣外逃，天子只能遣使报讯，连自家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