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宋朝并立的辽、夏、金政权，虽为少数民族建立，却皆重视史学建设，以修史彰显正统、传承文化。辽朝设国史院，命汉臣与契丹学者共同编撰《辽史》（已散佚），并借鉴汉字创制契丹大字、小字，将帝王实录、祭祀誓辞刻于碑刻、写于简牍，耶律俨编撰的《皇朝实录》成为元修《辽史》的重要蓝本；西夏创制西夏文，设立史官，编撰国史、实录，并用西夏文翻译儒家经典、史学着作，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文文献中，既有政治诏令、法律条文，也有历史纪事、人物传记，见证了西夏对汉文化的吸收与自身文明的发展；金朝则完全承袭唐宋修史制度，设国史院、实录院，由女真、汉族学者共同修史，元好问“以史为己任”，编撰《中州集》《壬辰杂编》，搜集金代史料，为元修《金史》提供了大量一手资料，而脱脱领衔编撰的《金史》，因体例严谨、史料翔实，被后世誉为“元修三史”中之最佳。
元朝完成大一统后，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史学呈现出“融汇全域、贯通古今”的特质。元世祖忽必烈下令修撰宋、辽、金三史，由脱脱任都总裁官，打破此前“正统之争”的桎梏，采用“各与正统、三史并修”的体例，既承认宋朝的正统地位，也认可辽、金的王朝合法性，客观记录了多民族政权并立与融合的历史进程，为后世保留了珍贵的全域性历史文献。此外，元朝的史学视野更为开阔，马端临耗时二十余年编撰《文献通考》，仿《通典》体例，分二十四门，上溯上古、下迄南宋，系统梳理历代典章制度，补充了《通典》之后的史事，史料价值极高；周达观《真腊风土记》、汪大渊《岛夷志略》等域外见闻录，详细记载了东南亚、印度洋沿岸各国的地理、风俗、贸易，拓展了史学的域外维度；而元刻本的普及、活字印刷术的推广，让史书的编撰、传播更为便捷，民间史学着述进一步增多，形成了官修与私撰并行、中原与边疆互证的史学格局。
辽宋夏金元时期的史实记载，既延续了中华史学“秉笔直书、经世致用”的传统，又在多民族交融的背景下实现了体例创新、视野拓展与内容丰富。从编年体、纪传体到纪事本末体的体例完善，从单一王朝史到多民族全域史的叙事升级，从中原腹地到边疆域外的内容延伸，史学不仅成为记录政权更迭、制度沿革的“实录”，更成为凝聚多民族认同、传播文明理念的重要载体。这些典籍与记载，既见证了这一时期的战乱与统一、分裂与融合，也为后世留下了一部脉络清晰、内涵深厚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史，让中华史学的优良传统在多元交融中不断发扬光大。
而在紧随其后的明清两代，皇权高度集中与社会经济的空前发展，推动史实记载进入“集大成与新突破并存”的收官阶段，史学在官方纂修的恢弘格局与民间着述的多元视角中，完成了对中华数千年文明的系统梳理与深刻反思。明代伊始，朱元璋便确立“官修国史、以明正统”的国策，沿续唐宋史馆制度并加以强化，由翰林院掌修史之责，先后编撰《元史》《明实录》《大明会典》等皇皇巨着——宋濂、王祎领衔编撰的《元史》，虽因成书仓促存有疏漏，却以纪传体体例系统记载了元朝兴衰，填补了大一统王朝史的空白；《明实录》历时二百余年编撰，共十三朝实录，篇幅逾千万字，详尽记录了明代帝王言行、朝政得失、军事征战、民生百态，成为研究明代历史最核心的史料；《大明会典》则以典志体体例，梳理明代官制、礼仪、赋税、兵刑等制度，体例严谨、内容详实，是明代制度史的集大成之作。
明代中期以后，商品经济繁荣催生了民间史学的勃兴，私家修史之风远超前代，呈现出“题材多元、视角下移”的特点。李贽以“异端”之姿着《藏书》《续藏书》，打破传统史学的褒贬标准，为历史人物重新立传，彰显出鲜明的批判精神与人文关怀；谈迁耗时二十余年编撰《国榷》，历经书稿被盗的重创仍矢志不渝，以编年体体例详载明代历史，对崇祯朝史事的记录尤为珍贵，弥补了官修史书的疏漏；顾炎武“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影响深远，其《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既考辨经史典籍的真伪，又关注疆域沿革、民生利弊，将史学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此外，明代方志编撰达到鼎盛，省志、府志、县志体例完备，如《大明一统志》《姑苏志》等，不仅记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