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军入关后，清代统治者既承袭明代修史制度，又以更大规模的官修工程彰显正统、整合文化。康乾盛世时期，官方史学纂修达到顶峰：《明史》由万斯同、王鸿绪、张廷玉等学者历时近百年编撰，体例严谨、考订精审，取材广博，既记载了明代的辉煌成就，也不回避宦官专权、党争内耗等弊端，被后世誉为“二十四史”中之佳作；乾隆年间启动的《四库全书》纂修工程，历时十年，汇集三千六百余种典籍，七万九千余卷，涵盖经史子集各类文献，虽在编纂过程中存在删改禁毁异端书籍的行为，却系统整理了中华历代典籍，为史学研究提供了海量文献资源；此外，《清实录》《大清会典》《皇朝通志》《皇朝文献通考》等官修典籍相继问世，构建起涵盖通史、断代史、典志史、实录等门类的完备史学体系，全面记录了清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各方面情况。
清代史学的突破更体现在考据学的兴盛与边疆史地研究的开拓。乾嘉学派以戴震、钱大昕、王鸣盛为代表，秉持“实事求是”的治学精神，通过校勘、训诂、考据等方法，对历代史书进行系统整理与辨伪，钱大昕《廿二史考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赵翼《廿二史札记》，既纠正了正史中的诸多谬误，又提出了诸多深刻的史学见解，推动史学研究走向科学化、精细化；与此同时，随着清代疆域的奠定与边疆治理的加强，边疆史地研究成为新的学术热点，魏源《圣武记》《海国图志》，既梳理了清代前期的军事征战与边疆开拓，又开眼看世界，介绍西方各国历史地理，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将史学视野从国内拓展至全球；徐松《西域水道记》、张穆《蒙古游牧记》等着作，详细记载了西北、北方边疆的地理沿革、民族分布与风土人情，为边疆治理与民族融合提供了重要参考。
明清两代的史实记载，既是对中华数千年史学传统的集大成总结，也孕育着近代史学的萌芽。从官方大规模纂修典籍到民间私家着述的百花齐放，从传统体例的完善到考据学的革新，从国内史事的系统记录到边疆与世界视野的开拓，史学不仅承担着“记录历史、传承文明”的使命，更成为统治者巩固政权、学者经世致用、民众认知过往的重要载体。这些浩如烟海的典籍与记载，既见证了明清王朝的盛衰荣辱、社会的剧烈变革，也为后世留下了一部完整、系统的中华古代文明史终章，让中华史学“秉笔直书、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在历史的收官阶段得以传承与升华，为近代史学的转型奠定了坚实基础。
而在欧洲各国，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于史实记载领域，便已孕育出兼具理性思辨与人文精神的史学传统，以独特的叙事逻辑与价值取向，为西方文明刻下了最初的历史印记。古希腊人摆脱了神话传说的桎梏，率先以“人”的视角审视过往，希罗多德被誉为“西方史学之父”，其着作《历史》（又称《希波战争史》）以希波战争为核心，旁征博引地中海沿岸各国的地理风貌、民族习俗、神话传说与历史沿革，既记载了温泉关战役的壮烈、萨拉米斯海战的谋略，也收录了埃及金字塔的建造传说、巴比伦空中花园的奇观，叙事生动鲜活，兼具史料价值与文学性，开创了西方通史写作的先河。
紧随其后的修昔底德，将西方史学推向理性化高峰。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聚焦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争霸战争，摒弃神话与传闻，秉持“力求真实”的原则，通过亲身参与、走访亲历者等方式搜集一手史料，精准记录战争的起因、进程与影响，更在书中探讨了人性、权力、民主制度的优劣等深层议题，其严谨的考据态度与深刻的历史反思，为西方史学确立了“实录”与“垂训”的双重使命。此外，色诺芬的《长征记》以亲身经历为蓝本，记述了希腊雇佣军远征波斯的历程，兼具纪实性与可读性；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则通过对比希腊与罗马名人的生平，探讨美德与命运的主题，成为西方传记史学的典范。
进入古罗马时期，史学继承了古希腊的理性传统，更融入了帝国扩张的恢弘视野与法治精神。李维耗费四十年编撰的《罗马史》（又称《建城以来史》），上溯罗马建城的神话传说，下迄奥古斯都时代，共一百四十二卷，既记载了罗马从城邦到帝国的扩张历程、元老院与平民的斗争、法律制度的演进，也通过历史叙事宣扬罗马的美德与荣耀，试图以过往的兴衰警示当世，其宏大的叙事规模与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成为罗马史学的代表。塔西佗则以批判精神着称，其《编年史》《历史》聚焦罗马帝国早期的历史，敢于揭露暴君的暴政与社会的弊端，笔法犀利、褒贬分明，既记录了提比略、尼禄等帝王的统治轨迹，也对罗马帝国的专制统治进行了深刻反思，其“秉笔直书”的精神与批判意识，影响了后世西方史学的发展方向。
此外，古罗马的史实记载载体与内容更趋多元。除了鸿篇巨制的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