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以后，尽管王朝由盛转衰，安史之乱的动荡、藩镇割据的纷争给社会带来重创，但史学传承从未中断。刘知几所着《史通》，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专着，他批判“曲笔阿世”的不良史风，倡导“秉笔直书”的实录精神，对史书体例、编撰方法、史料取舍等问题进行全面探讨，为中国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奠定了基础；韩愈、柳宗元倡导的古文运动，推动史学文风的革新，使其更趋简洁务实；晚唐令狐德棻领衔编撰的《周书》、姚思廉编撰的《梁书》《陈书》，虽成书于乱世，却仍坚守史学规范，详实记录了南北朝后期的历史脉络，为后世留存了关键史料。
隋唐时期的史实记载，既继承了秦汉以来“鉴往知来”的史学传统，又在制度建设、体例创新、内容广度上实现了突破。从官方史馆的规范化运作到私人着述的百花齐放，从正史的系统编撰到专题史、域外史的开拓，从纸质文献的普及到碑刻、经卷等多元载体的互补，史学不仅成为记录盛世繁华与乱世变局的“实录”，更成为凝聚民族认同、传播文明理念的重要载体。这些典籍与记载，既见证了隋唐帝国的恢弘气象与开放胸襟，也为后世留下了一部脉络清晰、内涵深厚的中古文明史，让中华史学的优良传统在盛世荣光与时代变局中不断传承光大。
到了后来，在五代十国战乱年代，中原板荡、列国割据，政权更迭如走马灯般频繁，民生凋敝却未断史学传承，史实记载以“乱世存真、简而有要”的特质，在分裂与动荡中延续着文明脉络。各国虽偏安一隅、存续短暂，却皆以修史为正统之证，设史馆、置史官，草草记录一朝兴衰：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相继沿用唐代“设馆修史”制度，虽因战乱史料征集困难、编撰仓促，却仍留存了核心史事——后晋赵莹领衔编撰的《旧唐书》，虽体例稍显粗疏，却广采唐代实录、国史旧文，详实记载了唐代二百九十年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尤其对晚唐史事的记录更为直接，成为研究唐代历史的重要文献；南唐、吴越等南方政权相对安定，史学成就更着，徐铉、汤悦编撰的《江南录》，记录南唐李氏三主的兴衰与江南地区的社会风貌，文字简劲、叙事清晰，为乱世留存了难得的区域史全貌。
这一时期的史实记载，载体更趋务实，内容聚焦乱世核心。纸张成为唯一主流载体，竹简木牍彻底退出历史舞台，民间文人与流亡史官多以私记、杂史的形式记录见闻，既无隋唐正史的恢弘体例，却多了几分乱世的真实与鲜活：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以笔记体追忆盛唐遗风，虽夹杂传闻轶事，却从侧面反映了唐五代之际的社会心态；孙光宪《北梦琐言》搜罗晚唐至五代的朝野逸闻、名士言行，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乱世乱象的记载一针见血，兼具史料价值与文学性；此外，各国的碑刻、墓志、契约文书仍未断绝，洛阳邙山的五代墓志、敦煌文书中的五代户籍契约，以碎片化的记录，还原了乱世中官吏的任免、百姓的生计、土地的流转，成为正史之外的重要补充。
尽管战乱导致史料散佚严重，许多史书未能完整留存，但史家的坚守让文明火种未曾熄灭。他们或奉诏修史，在朝堂更迭中仓促完成编着；或避乱隐居，以私人之力搜集逸闻、记录时事；或辗转列国，将不同政权的史事串联成册。这些记载虽多为断简残编，却精准捕捉了乱世的核心脉络：从朱温篡唐建梁的变局，到李存勖灭梁建唐的征战，从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的屈辱，到郭威、柴荣力图统一的壮志，再到南方各国偏安自保的治理举措，皆在史书中留下了清晰印记。
五代十国的史实记载，虽无盛世史学的恢弘与完备，却以“乱世存史”的坚韧，填补了唐宋之间的历史断层。从官修史书的仓促编撰到私人杂史的自由记录，从王朝兴衰的宏观叙事到民间生计的微观描摹，它们既见证了乱世的残酷与动荡，也为北宋大一统后的史学整合奠定了基础，让中华史学“秉笔直书、传承不绝”的传统，在分裂岁月中得以延续，更彰显了文明在乱世中顽强的生命力。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多民族政权并立、碰撞交融的历史格局，让史实记载突破了单一王朝叙事的局限，呈现出“多元并置、互证互补”的恢弘气象，史学在政权对峙与文化互鉴中迎来了继隋唐之后的又一高峰。宋朝以文立国，史学发展臻于极致，官方修史制度更为精密，民间着述蔚为大观——北宋设国史院、实录院，由宰相等重臣监修，编撰《宋会要》《国史》《实录》等官修典籍，史料征集涵盖诏令、奏议、档案、方志等，体例严谨、内容浩博；司马光耗时十九年，汇聚刘恕、刘攽等学者之力编撰《资治通鉴》，以编年体贯通战国至五代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删削冗长，举撮机要”，既记载王朝更迭、政治得失，也关注制度沿革、民生利弊，其“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编撰宗旨，成为后世治史的圭臬。
南宋偏安江南，史学却未衰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