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即便是在这一黑暗时期，仍有个别统治者为巩固统治进行了短暂的廉政尝试。如后周世宗柴荣在位期间，推行改革，严厉打击贪官污吏，规定“官吏犯赃，虽未发觉，若能自首，免其罪”，若经查实，则“重杖处死”。他曾罢免贪赃枉法的怀州刺史薛温，处死截留赋税的供奉官郝光庭，一时之间使官场风气稍有好转。但这种改革多依赖君主个人意志，缺乏制度支撑，一旦政权更迭便戛然而止。
五代十国的廉政崩坏，本质上是战乱导致的制度解体与道德失范。但这一时期的历史教训也为北宋统一后的廉政重建提供了重要镜鉴——北宋统治者正是在吸取五代“吏治腐败致亡国”的教训基础上，才着力构建更为严密的监察制度与选官体系，推动廉政建设从低谷走向新的发展阶段。
紧接着，在辽宋夏金元时期，随着多民族政权并立与融合，廉政建设呈现出“制度多元创新与民族特色交融”的鲜明特点。不同政权基于自身统治需求，在借鉴前代经验的同时，结合民族治理模式，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廉政体系，推动廉政建设在多元格局中不断发展。
宋朝：制度细化与文官治理
宋朝以“重文轻武”为国策，廉政建设侧重通过完善制度防范文官集团腐败。
监察体系：在中央设御史台与谏院，合称“台谏”，御史可“风闻奏事”，直接弹劾百官；地方推行“通判”制度，通判有权监督知州行政与财政，号称“监州”，形成“中央-地方”双重监察网络。
法律与考核：修订《宋刑统》，将“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等贪腐行为量刑细化，且明确“赃吏子孙不得仕宦”，以连坐制度震慑贪腐；考核上以“四善三最”为标准，“清谨”“廉勤”是核心指标，考核结果与升迁直接挂钩。
思想与实践：程朱理学兴起，将“廉洁”与“天理”绑定，强调官员“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自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理念、包拯“铁面无私”弹劾权贵的事迹，成为文官廉洁的精神象征，《岳阳楼记》《包孝肃公奏议》等着作更将廉政思想融入文化传承。
辽金夏：民族特色与制度借鉴
辽、金、夏等少数民族政权则在汉化与本民族传统结合中探索廉政路径。
辽朝：采用“南北面官制”，对汉族地区沿用唐宋监察制度，设御史台；对契丹部落则通过“惕隐”“夷离堇”等官职，以部落传统伦理约束贵族行为，禁止“贪暴扰民”。
金朝：汉化程度最深，仿宋制设御史台与谏院，同时制定《泰和律》，规定“官吏犯赃，除名仍永不叙用”，量刑较宋朝更重；金世宗完颜雍提倡“节俭治国”，自身“服御器物，往往仍用旧物”，并要求官员“清廉自守”，形成一时清明政风。
西夏：在汉儒影响下，设“御史台”掌监察，《天盛改旧新定律令》中专门列“贪赃”条款，对受贿官员根据数额处以“杖刑”“流放”甚至“死刑”，同时融合党项族“尚武崇俭”的传统，反对官员奢侈贪腐。
元朝：大一统下的制度整合
元朝作为大一统的少数民族王朝，廉政建设在整合中原与蒙古旧制中形成独特体系。
制度架构：中央设御史台为最高监察机构，下辖江南、陕西两个行御史台，地方设“肃政廉访司”，形成覆盖全国的监察网络，且赋予御史台“弹劾中书省、枢密院官员”的权力，监督范围空前扩大。
法律与选官：颁布《元典章》，将“贪腐”列为重罪，规定“官吏受赃，轻者杖决，重者处死”，并首创“赃罪十三等”的量刑标准；选官上虽以“蒙古人为首，色目人次之”，但也通过“科举取士”吸纳汉族儒生，要求应试者“品行端方，无贪浊记录”。
局限与反思：元朝后期因民族压迫加剧、权臣专权，监察制度逐渐失效，“官吏贪腐成风，民不聊生”成为元末农民起义的重要诱因，也为明朝廉政制度的革新提供了教训。
辽宋夏金元时期的廉政建设，既体现了汉族传统制度的延续性，又融入了少数民族的治理智慧，其多元探索与得失经验，不仅丰富了中国古代廉政文化的内涵，更为明清时期形成更为成熟的廉政体系奠定了基础。
而在紧随其后的明清两代，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的最后阶段，廉政建设在继承前代经验的基础上，朝着“制度空前严密与皇权高度集中相结合”的方向发展，既形成了颇具特色的治理体系，也暴露了封建专制制度下廉政建设的内在局限。
明朝：重典治腐与制度强化
明朝以“重典治国”为理念，将廉政建设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