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与权力制衡：中央废除丞相制度，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同时设都察院为最高监察机构，下辖十三道监察御史，负责巡视地方、弹劾百官；又设六科给事中，专门监督六部行政，形成“科道并立”的监察格局。此外，明朝还创设“厂卫制度”（东厂、西厂、锦衣卫），由宦官统领，直接听命于皇帝，可越过司法机构监察官员，虽在短期内起到反腐震慑作用，却也因权力滥用加剧了官场恐怖与黑暗。
法律与惩戒：颁布《大明律》与《大诰》，对贪腐行为量刑极重，规定“受财枉法八十贯绞”，且创设“剥皮实草”之刑——将贪腐官员剥皮后填充稻草，置于公堂之上警示继任者，其严苛程度前所未有。同时推行“赃吏永不叙用”制度，甚至牵连子孙，形成“不敢贪、不能贪”的高压氛围。
选官与考核：科举制度进一步完善，实行“八股取士”，虽在思想上僵化束缚，却也通过标准化考试扩大了人才选拔范围，且明确“品行端方”为应试首要条件；考核上以“考满”“考察”为核心，“考察”每六年一次，分“京察”（考核京官）与“外察”（考核地方官），凡“贪、酷、浮躁、不及”者均会被罢黜，考核结果直接与仕途挂钩。
思想与实践：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朱元璋亲自编撰《御制大诰》，要求官员百姓皆习读，将廉洁教育融入日常教化；海瑞“抬棺骂嘉靖”、清廉自守的事迹广为流传，其《治安疏》中批判皇帝“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的尖锐言论，成为明朝官员廉洁抗争的精神象征。
清朝：继承与僵化并存
清朝基本沿袭明朝廉政制度，同时结合满族统治特点进行调整，后期因封建制度衰落，廉政体系逐渐崩坏。
制度继承与调整：中央设都察院，保留“科道”监察体系，同时增设“军机处”，作为皇帝决策核心，进一步强化皇权对行政与监察的掌控；地方推行“督抚制度”，赋予总督、巡抚监察地方官员的权力，形成“中央-地方”垂直管理网络。此外，清朝严禁宦官干政，废除明朝“厂卫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宦官专权引发的腐败。
法律与治理：修订《大清律例》，继承明朝“重典治腐”理念，对贪腐行为的界定与惩处更为细致，如区分“因公受贿”与“因私受贿”，量刑更具针对性；康雍乾时期，多次开展全国性“整贪运动”，雍正帝推行“耗羡归公”制度，将地方官员征收赋税时的额外盘剥（耗羡）收归国库，再以“养廉银”形式发放给官员，试图以“高薪养廉”遏制贪腐，但后期养廉银逐渐沦为官员额外收入，反而加剧了腐败。
后期的崩坏与反思：晚清时期，封建制度走向衰落，官场腐败日益严重。鸦片战争后，巨额战争赔款与洋务运动中的权力寻租，使得贪腐现象达到顶峰，如李鸿章创办洋务企业时的“回扣”丑闻、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中饱私囊”导致军备废弛等，成为清朝灭亡的重要诱因。同时，随着西方思想传入，一些开明人士开始反思封建廉政制度的局限性，提出“兴民权、设议院”的主张，试图以民主制度约束权力，但在封建专制的顽固阻力下未能实现。
明清两代的廉政建设，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廉政体系的集大成者，其“重典治腐”“科道监察”等制度设计，在一定时期内维护了统治秩序与社会稳定。但由于皇权高度集中的本质局限，廉政建设始终依赖君主个人意志与封建伦理约束，缺乏民主监督与权力制衡的根本保障，最终随着封建制度的衰落而走向崩坏。这段历史既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制度经验，也深刻揭示了“权力不受制约必然导致腐败”的永恒规律，成为中国近代探索廉政建设新路径的重要历史镜鉴。
而在欧洲各国，早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对于清正廉洁领域的认知与实践，便已植根于城邦民主与共和制度的土壤中，形成了与东方文明迥异却同样具有开创性的治理雏形。
古希腊的廉洁理念与城邦民主紧密相连。在雅典，公民通过公民大会直接参与国家治理，官员多由抽签或选举产生，且任期短暂（如执政官任期仅一年），这种制度设计旨在防止权力过度集中滋生腐败。同时，雅典设立“陶片放逐法”，公民可通过投票将涉嫌滥用权力、贪污受贿的官员放逐出境，以极端方式维护政治清明。古希腊哲学家们也从伦理层面阐释廉洁的价值，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提出“哲学家国王”的构想，强调统治者需以“智慧、正义、节制”为美德，摒弃私利；亚里士多德则在《政治学》中主张“法治优于人治”，认为明确的法律规范是遏制官员腐败的关键，这些思想为廉洁治政提供了早期理论支撑。不过，古希腊的廉洁实践局限于城邦公民内部，奴隶与外邦人被排除在外，且随着城邦衰落，贵族专权与腐败现象日益凸显。
古罗马的廉政建设则在共和制向帝制的转型中呈现出动态变化。共和早期，罗马设立“元老院”“执政官”“保民官”等机构，形成权力制衡格局。为防止官员贪腐，罗马制定了《十二铜表法》，其